在充分肯定“光复”初期台湾祖国化教育的前提下，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台湾教育接收与重建中的不足之处。
一是，对重建台湾教育的长期性、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与台湾的政治机构、厂矿企业的接收与重建相比，台湾教育的接收与重建更为复杂、艰巨。陈仪团队来到台湾，迅速实施教育的重建，强硬推行各项政策，不顾是否可行、能否推行，急于求成。台湾人民在思想上与感情上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放弃一种早已习惯的教育体制与内容，去接受一种全新的教育体制与内容，有些无所适从。
二是，准备不充分。限于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因素，因战后各地需求人才，自大陆赴台的中小学教师为数甚少。因推行“国语国文”、中华史地的教育，急需一大批这方面的专才，缺乏中小学教师、教材，短期内使祖国化教育的质量与水平大打折扣。
以教材为例，中国大陆“国民”学校课本一律采用“国定本”，各中学除采用“国定本”外，酌量采用各书局审定本，台湾省以此为原则，统一“国民”学校课本。中学课本拟采用“国定”及书局出版的审定本。
因台湾情形特殊，“国定本”及审定本不适用，由“教育处”另行编印，以应需要。由于未做好充分准备，教材缺乏，1946年初，台湾各“国民学校”课本多不一致。教科书卖价过高，增加了贫寒人家的生活负担。
日语作为一种学习西方文明的工具，有其存在的价值。汉字古文并不易学，加上缺乏高水平的“国语”教师、教师水准不一。因缺乏教材，“教育处”不得不沿用一些“日据”时期的旧教材。台湾人民从日本文化系统突然被迫接受中国大陆的文化系统，面临着种种碰撞与不适，又遭到“奴化”等负面看待，心中不免产生抵触情绪。这种缺陷在“二二八事件”中充分暴露出来。直到1949年大批大陆技术专才撤往台湾，才完全解决了中小学教师的师荒问题。
三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负面导向。陈仪团队在台湾推行祖国化教育，在制定新的教育方针、组建教育机构、编选教材、选聘师资等方面，有意无意中都是在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为国民党政权统治台湾服务，带有浓厚的国民党党化色彩。以国民党“教育部”编选的教材为例，充斥着“三民主义”、“总裁训词”、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夹杂着反共、反人民的说词，有鼓吹封建陈腐的内容。台湾青少年在思想意识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从小接受“反共宣传”，固然可以学习中华史地，也受到国民党政权的误导，不知道在祖国大陆，除了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外，还有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指明了新中国的正确发展方向。（作者：褚静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