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泸州蓝田坝，他们庆祝胜利，“我们一个镇一个镇去演剧，自编自导，我主演，一个爱国青年，奋勇杀敌，手被炸断了，左手提右手，声讨日本的残暴。断手是用芭蕉蘸上颜料做的。胜利了，军事不重要了，我去营部讲日本、台湾概况，教材是上面编的。当时准备收回台湾，还要到日本去。日本已经统治台湾100年，还侵略我们，现在该我们去治治它了！”
两个月后，下令青年军复员。不回老家的，留在泸州当地办青年中学。刘传勋回重庆，分到警察局。重庆市警察局局长唐毅接见刘传勋，一看他肩上扛着青年军少校的肩章，就说：你这个工作，我不好安排，你是个少校，当个所长委屈了，因为所长相当于上尉。但要给你安个分局长，你又差点，因为分局长相当于上校。“其实我心想，当个所长就够了，就说，当个所长也行，委屈就委屈点。但我不想弄到郊区，像杨家坪、歇台子那些乡下，我就提出能在局长身边附近最好，便于随时向你请教。唐毅说，这好办！”他因为是中央干校毕业，又是青年军的少校，所以1946年3月一来就当上了市中心简家桥警所所长。
拍卖所
1949年秋天，刘传勋带着所上几十个人先逃到成都，等重庆卫戍司令、市长杨森赶过来训话、安排。“但第二天，杨森没来，结果他跑了，坐飞机跑到台湾，不管我们了。我也搞了一张飞机票，但刚结婚一年多，新婚夫妇，有感情，夫人王国元，今年88岁，就是我这个老太太，当时她哭了一晚上，把我的心哭软了，如果我去了台湾，也永远回不来了，我就把机票给了部下一个巡官，他去了台北，1997年回内地还来看过我，感恩，后来他当过台北警察厅的副厅长。”
重庆这边的人叫他们回来，他们在成都看到的解放军，也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凶，“我就把军装、肩章都卖了，把老蒋和小蒋赠送的照片，一火而焚之。回到重庆在解放碑开了一个安义拍卖所，是解放碑最大的一家当铺。”
1951年的一天，全城大戒严，“我在铺子里早上起来，我住三楼，看见炊事员去买菜，他刚一出门儿，街上就有警察喊：‘回去，把门关上。’他说我去买菜；警察说今天不要买菜，回去，把门关上。我看到楼下正在抓人。我一看抓走的人，大半我都认得，都是本城的袍哥大爷、保甲长等。我判定，我也要遭了，我底下的保甲长都遭抓了，我这个当镇长的，还不遭？”
妈妈、父亲、爱人都哭了，给他打铺盖卷，“早就知道这一天，我必然遭抓。头天晚上就戒严了，我看见的时候天刚亮，但一直等到晚上，都没人来抓我。晚上路灯都亮了，戒严解除，三亲六戚都来我家，他们本来是来安慰我父母的，以为我必遭抓。一看我没遭抓，安慰就变成了道喜。”
第二天出门，我在街上碰见派出所的治安干事。“他问我，刘传勋，吓到没有？我说当然吓到了。他问，知道为什么没抓你吗？你本来也是被抓的对象，但我们调查了解，群众都说你这个人，清白，不乱来。都说你好，没得说你坏的。”图/刘传勋 马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