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旧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固定资本仅剩100多亿元，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1.08亿吨，棉花44.45万吨，原煤3243万吨，钢15.8万吨（仅相当于英国19世纪初的水平），而财政赤字却占到总支出的2/3。
第一次物价波动，发生在1949年4月，从平津开始蔓延到华北和西北解放区。不法商人乘机抢购囤积，哄抬物价，导致以粮食、纱布带头的物价大幅度上涨。5月份，天津市综合物价指数比3月份上涨1.32倍，北平上涨1.55倍，张家口上涨1.49倍，石家庄上涨1.34倍。平津的物价形势又很快波及到各地，并通过物价指标传导到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4月，兰州市的所有工厂，除了省属的制革厂、化工厂、水泥厂等不足10家工厂情形较好外，其余的226家工厂有1/3已经准备关门。成都市的物价从4月7日至11日猛涨4天，导致几十家商行倒闭。
据环球网报道，第二次物价波动发生在上海。人民政府接管上海不满10天，不法商人便与人民政府展开了一场银元大战，导致又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向上海逼近。接管上海的当天，市军管会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以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7天内共收兑35万9000亿元，约占国民党政府全部金圆券发行额的53％。一些投资资本不满意于人民币控制上海市场，他们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钞票贬值的担忧心理，掀起银元投机风潮，企图把人民币“挤”出上海市场。掌握着大量银元的投机商人，任意提高价格，转手之间，一块银元竟然可以获得人民币150多元。结果原本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一星期后涨到1400元。一时间，银元成了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而人民币早晨发出去多少，晚上基本上又都回到了人民银行。更有甚者，南京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拒用人民币。
银元暴涨导致了物价急剧上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两倍多，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粮食和棉花也上涨了1到2倍。一场严重冲击金融市场的银元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类似上海情况的还有武汉、南昌等地。武汉出现了人民币浮在市面上却买不到东西的现象，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曾经到达1：4500。在南昌，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更高达1：6000！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有足够的估计。刘少奇坦言：“1949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最大的问题，还是恢复经济，克服困难，医治战争创伤。”克服经济困难，稳定物价，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