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能否打开局面，他并没有把握，于是写信给父亲问是否有“关系”。父亲回答说“你过来就好了，我自然有办法”。他回来后，父亲带他见的人把他吓到了。“我做人的气度不一样，能做很多很好的判断，能学到他们（那些大人物）坚强的那一面。”他如此总结跟父亲出入政界场合给自己的影响。
但在那个年代，走上层路线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成功可能性。他曾经负责过可口可乐在中国第四家工厂的项目，并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杨虎城长子）帮忙，但也没成，原因是当时可口可乐是受限制的商品。反倒是在香港和美国的几个案子，成为他在毕马威的升迁跳板。1991年他离开毕马威时，已经是合伙人，年薪超过100万美元。
90年代中后期，沈玮仑在香港做超市，遭遇疯牛病、鸡瘟、亚洲金融危机等一连串打击，一亿多港币打了水漂，很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经验。没输过的男人不是男人，输过以后你会想着怎么去赚更多的钱。”
如今的沈玮仑年过花甲仍活得像个斗士。他不仅是台湾一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长，还在杭州启动了一个电动车项目，尽管他从来没有汽车行业的从业经验。2013年，国内最大的汽车设计公司同捷科技董事长雷雨成因与股东严重分歧被“下课”，沈玮仑是向雷雨成投反对票的股东之一。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沈玮仑被形容成一个恶魔。“你觉得我像恶魔吗？”他问。
沈诚子女的命运及愿望
沈家兄妹愿意谈自己的命运，但提到父母的感情问题，却都寥寥数语带过，按沈玮仑的话说，“子不谈父过”。
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沈诚也是一位产量不低的作家。他曾在报社任过职，也写过好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红粉忠魂》，写江青是特务，是戴笠的手下。他也经过商，但不成功。
“妈妈有时候责怪他，为什么他就不能够很安分地去做一份工作？他又不是没有才华，为什么要整天这样飘飘荡荡的？因为妈妈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也不能让我们知道他在做什么。”沈琬说，在她七八岁时，父亲曾经带她去拜访一位神秘女子，那人穿着旗袍，家里有很多清朝的摆设。现在想起来，她觉得那人像电影《色·戒》里的汤唯。
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父母之间的距离越发疏远，但一直没有真正离婚。沈诚出狱后在北京生活时，据说又有了一个女朋友。“我觉得他有他很好的地方，可是他在家庭关系上、夫妻感情上真的没有处理好。”沈玮仑想了几秒钟说，他希望自己能避免父亲在感情上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