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等来日本“输输去”
日本战败前夕的内阁总理大臣，叫铃木贯太郎，日语发音与闽南语“输输去”相近。
那时，陈鹏仁在日本读初中，“我们这些小孩子常说‘输输去’最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台湾了”。
日本投降那天，他们被命令穿上正装，站在操场听广播，虽然广播的效果很不好，一直有严重的干扰，但他听到“天下太平”这四个字时，就想可能是日本投降了。可是老师却称，广播是说“天皇叫我们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效忠天皇”。
不久，他听到隔壁教室有女同学在哭，“我就知道，日本投降了，我很高兴”。
“二二八”没有元凶
“‘二二八’事件是个悲剧。”陈鹏仁说，当时国民政府刚刚接收台湾，到处一片混乱，百废待兴，民心动荡，造成族群对立。“那时区分你是台湾人还是外省人，就看你会不会唱日本国歌。”
“从日本回来后，我在高雄读初二。‘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我想回台南老家，但高年级学生把着火车站不让上，让我们留下来参加‘二二八’。我不想参加，就从高雄左营火车站走了一个半小时，走到下一站去坐火车回家。”陈鹏仁家在台南县的山上乡，在新市下车，陈鹏仁遇到一个叫洪平山的同学，此人在高雄毕业后在政府部门做事。可是那天遇见的时候，洪平山脸上擦了很多土，慌慌张张地说他正在跑路。后来，陈鹏仁再也没看到洪平山，“估计是被人杀了”。
“这是民族的最大悲剧。”陈鹏仁说，他在很多报纸上写过，“二二八”事件是由于当时本省人与外省人语言、价值观念的不同造成的，“二二八”没有元凶，它只是一个偶然爆发的事件。“即使‘二二八’有元凶，那也是后来有心人人为制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