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火车站，落网
他们先在澳门住了三天，“没去过澳门”的老林居然知道这里有个“五洲酒店”，他们就下榻在这里。老林每天都很忙，买了满满几包东西，胳膊上就戴了四块手表，似乎对拱北海关的严格检查毫不在乎。林坤荣的疑虑更深了。
很多年以后，林坤荣在回忆录中说：“这时我非常的矛盾，真想借故不跟他进去，准备再将情况直接向上级汇报请示再说。后来经过认真考虑，认为自己擅自这样做不妥当，会使组织领导以为自己真的害怕心寒，没有勇气跨过拱北桥，甚至还有可能认为自己临阵脱逃，企图当逃兵，那不是更糟了么？”
没有退路的林坤荣，开始和老林闯关。
带了那么多物品的老林，居然轻松过关，没有一件东西被登记保管。自感像一个过河卒子的林坤荣，与他一同到了广州。
这是1956年4月底的中国大陆。20多万人3个月前刚刚在天安门前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的公私合营已经全部完成。在农村，合作化运动正如火如荼进行。一年前已经开始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在1956年也已出台。政治运动此起彼伏。
各自搭着三轮车一前一后到了广州的旅社门口，老林改变原定各自办理登记住宿的原则，帮林坤荣办理了手续。林坤荣住在三楼，而老林则在楼下的一个独立房间。
林坤荣开始怀疑，老林可能是共产党预先安排打进台湾在香港情报组织搞渗透反间的人。这个想法越来越坚定，他清楚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经处于被监控状态，他试图摆脱监控，并将自身处于危险中的信号传递出去，同时向组织告白自己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深思熟虑之后，他萌生了三个摆脱监控的具体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偷偷溜出广州郊区，找个地方昼伏夜行，逃回福建老家，先在亲朋处躲藏，将情报通过海外关系传送到台湾或香港，再伺机逃回台湾；或者，选择第二个方案，设法逃到港澳边界线，偷渡过去；最后一个方案是，设法摆脱老林，暗中购买火车票，公开搭车到上海，再设法回到福建老家，按第一方案运行。
回大陆探亲的假期是两个月，其中九天耗在了广州。林坤荣察觉到逛街时有人跟踪，他先后用鲜血做密写剂写了五封密信和密函，用毛笔和钢笔写不同的字体，寄给香港不同的地址。由于担心信件全部被截获，他在一块白手帕上也涂写了相同的密写字迹：林O是匪谍，我们已上当，电台勿运入，我被困羊城，誓为党国成仁。切切切。BG×××写。这个手帕准备送给香港一个朋友在广州的姨妈，但终究不敢贸然去她家，手帕后来丢到了厕所里。
此时，林坤荣内心也已确信，这场情报战的主战场，必是广州无疑。老林说去江西架电台，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旅行社的女工开始和他搭讪，问他回哪里探亲，还要在广州住几天。对他的监控也越来越严密。有一天，一个男服务员还与两个在其门口缝棉被的女服务员说，两个企图爆炸公园的美蒋特务分子，今天被逮住枪毙了。在对特务进行了轮番痛骂之后，一个女服务员又指着《南方日报》的报道说，另一个来到大陆后投案自首的特务很聪明，得到了共产党的宽大处理。
在准备逃跑前，林坤荣准备了一包烈性毒药，准备在情况危急时吞掉。在一次早餐过后，他搭了一辆三轮车，又中途下车，接连窜了几个巷口，把第五封密信投寄到街边的邮箱，然后继续上车下车，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第二天开往上海的车票，又以同样的手法，赶回旅社。此时他的方案是，在去上海的沿途小站下车，昼伏夜行，赶往福建老家。
第二天中午，林坤荣故意将手提包放在宾馆，三次换车赶往火车站。但在附近一个小吃店里，三男一女围住了他。很客气的一句“请你到我们那里谈谈”过后，他被架上一辆黑色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