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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给北大校花的十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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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女性能得到鲁迅的特别关爱,持续通信六、七年之久?答案是鲁迅好友马幼渔的女儿马,三○年代的北大校花,两度登上《北洋画报》的封面。鲁迅与马以文会友,连文学大师台静农也帮他们传递过书信。本文作者在北京专访马的女儿,独家获得这段跨年之恋的精采回顾。 
 
 
    在三○年代,北京大学有位校花,她名叫马。是北大教授马裕藻〈幼渔〉的爱女,人长得高漂亮。当时还流行一句话说,马裕藻对北大有啥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北大生了个漂亮的女儿。话虽然有些刻薄,但也是实情。而在众人迷恋这位校花时,传出大名鼎鼎的鲁迅也名列其中。其实鲁迅应该是更早就认识她了。

    鲁迅大力提拔的“未名社”作家李霁野,晚年在回忆鲁迅的一篇短文《从细小处见精神∣∣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文章说:“……我又想起先生一位老友的女儿喜欢读先生的著作,并写了一篇初见印象记,先生看了很喜欢,以后每有新着,一定送给她一本。”李霁野并没有指明这位女孩是谁,她就是马。

    马,浙江鄞县人,父亲马裕藻,母亲陈德馨。一九○三年父母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七年苦读,一起毕业。一九一○年马出生于东京,在日本期间,马裕藻曾与鲁迅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文字音韵学。一九一一年马裕藻回国后,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一九一三年至一五年,他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音韵学。一九二一年,马裕藻担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一九二○年八月六日的《鲁迅日记》里写道:“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这是两人在北大共事的开始。

    马晚年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如此回忆着:“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作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在一九二五年间,年仅十五岁的马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文章以稚气的口吻先写她从鲁迅的作品中得来对鲁迅的印象:“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是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得好不好,对得起人或者对不起人。”所以想“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爱同小孩在一起的。”

〈初见鲁迅〉获得鲁迅赞赏

    及见鲁迅,“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又见“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得一丝一丝的。”“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我摇了摇头,很轻地说了一句『没有』。”

    马初见鲁迅那天,马裕藻和客人聊了满长的时间,马一直等着要送客,等过了下午五点到了六点,鲁迅都没有要走,“:::这时听见椅子响,皮鞋响,知道是要走了,于是我就到院子里来候着。一会儿,果然出来了,父亲对我说:『送送鲁迅先生呀!』鲁迅又问我父亲道:『她在孔德几年级?』我父亲答了,他拿着烟卷点了点头。我在后头跟着送,看见鲁迅先生的破皮鞋格格地响着,一会回过头来说:『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我应了一声,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会送到大门口了,双方点了一点头,就走了。我转回头来暗暗地想:『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啊!』”

    〈初次见鲁迅先生〉刊登于一九二六年三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所就读的学校刊物。马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它》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我们还多次通信。

藉由信件书籍,通信长达六七年

    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我向鲁迅先生请教的信和鲁迅先生的回信自一九二六年元月三日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一九二六年元月三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夜,得马小姐信。』这封信是我对元月一日先生寄赠《痴华鬘》一书的道谢信,信中也表达了对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热烈愿望。鲁迅先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几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鲁迅的亲笔信,在三○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烧毁了。”

    今查《鲁迅日记》中记有马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马给鲁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鲁迅回信有十三封,另有送书,所送的书有《痴华鬘》、《唐宋传奇集》、《思想.山水.人物》、《艺苑朝华》〈两期〉、《奔流》〈一期〉、《美术史潮论》、《新俄画选》、《勇敢的约翰》、《坟》等。其中,《思想.山水.人物》原是日本作家鹤见佑辅的散文随笔集,由鲁迅翻译出版。

    马又回忆道:“大约在一九二六年,我开始考虑起两年后报考大学的志愿来,不知怎的,我很想学农,就去问父亲。父亲说:『鲁迅先生不是说有问题去问他么。你去请教请教他嘛。』于是,我给鲁迅先生写了『我将来学什么好』的信。两天后,我高兴地收到了鲁迅的回信,信中说:『你自己想学什么,先要跟我谈谈』。我立即如实地把学农的志愿告诉了他。覆信接到也很快。鲁迅先生在信中热情支持和鼓励道:『女孩子学农的不多,你想学,我赞成。』”

    一九二八年春,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三○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对于她后来上政治系,完全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让她上政治系,二妹马琰上法律系,是认为“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还对马说:“你出来可以当公使。过去当公使的都是男的,他们带夫人出国。妳开个头,由女的当公使,你带丈夫去赴任嘛。”又对二妹说:“你可学习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美貌风靡校园,日收情书十多封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日,鲁迅从北平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说:“……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到了五月二十九日,他给许广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鲁迅对马是十分关爱的,马后来才读到《两地书》的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地感动。马还说,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她起了个号,后来觉得字过于生僻,就通过父亲转告我,可写成大家都认识的“仲服”。称仲,是因为她排行第二。

    马长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称为校花。今年二月间去世的散文名家张中行在《负暄三话》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到马,他说:“我一九三一年考入北大,选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马幼渔先生是马的父亲;马在政治系上学,有一项了不得的帽子,『校花』。人,尤其是年轻人,常情,水做的怎么样说不清楚,泥做的都爱花,如果还大胆,并愿意筑金屋藏之。诚如我所见,上课,有些人就尽量贴近她坐,以期有机会能交谈两句,或者还想『微闻香泽』吧;以及她后来的文中所说,常常接到求爱求婚的信。”

    而马在〈北大忆旧二题〉中回忆:“六十年前我正好十八岁,当时女生很少,所以我显得很突出。记得上第二外语时,课间休息,我到女生休息室去回来,见我书桌上写着『万绿丛中一点红』,我一见很生气,也不知谁写的,就用纸擦掉了。第二次再上课时又见上面写着『杏眼圆睁,柳眉倒竖』。我又擦了。不但有这种『题词』,还常接到来信。……来信绝大多数是普通信格式,大意是要求通信做朋友,充满敬慕之词。有一个装订成本的给我印象很深,一共两本,一本给马先生,一本给马小姐,内容从不知我的名『』字怎么念说起,然后介绍自传,直至求婚。还有一个经常来信而不署名,发信地址又老变的,我也留下了印象。”当时北大的学生选马为花王,《北洋画报》也多次报导,她的照片更是两次登上封面,听说情书每天接到十余封。

马嫁做人妇后,鲁迅结束通讯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铭感之。他在十一月二十日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鲁迅在上海“得幼渔告其女结婚柬”。马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在当时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画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照。据说杨观保与马相识已久,他对马颇为忠恳,每星期返平一次,经过长期交往,终获佳人芳心。但又有一说,指杨君能赢得美人归是疑有天助者,即此时有谣言发生,马不堪同学之讥笑,于是毅然与杨君结婚,当时马都还没有毕业。

    十几天后,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请分送霁〈李霁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观,沈兼士的儿子〉,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

    对于马结婚后,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也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霁野说他当时认为鲁迅太过于小心了。而后来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对她无礼,而导致兄弟失和的创伤之巨,因此导致出他过度的“防范意识”。但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牵强。

    我们从整体观之,鲁迅是喜欢马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她的聪慧,但更多的是父执辈的关爱,而非男女之情。尤其在认识马前后,许广平也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且两人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为男女关系,这其中鲁迅考虑很多,甚至都犹豫过。马是好友马裕藻的女儿,设若鲁迅对其有意,那不是更要遭受世人异样的眼光吗?但“美好记忆的憧憬”是存在鲁迅的心中,也因此一旦它突然失落,是会有点恍然若失的感觉,这或许是他不再送书或写信的原因吧!

来源:台湾《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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