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惠中
▲郑惠中与何应钦（右一）、刘安祺合影
台海网5月28日讯（海峡导报驻台记者 吴生林/文 采访对象供图） 日前，台当局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到台北地检署告发蔡英文、苏贞昌、陈时中涉嫌“杀人罪”。台湾资深艺人合唱团召集人郑惠中到场声援杨志良。
因为掌掴民进党高官郑丽君，也曾向李登辉遗像泼漆，郑惠中前些年受到舆论关注。“我讨厌‘台独’，民进党这些高官根本在乱搞，草菅人命，所以我拄着拐仗也要去控告他们，发出正义的声音。”郑惠中近日接受导报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讲述了她的传奇人生经历，也强调自己是中国人，认同中华文化。
“爸爸帮蒋经国做西装，何应钦是我义父”
导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台媒对您的身份报道，主要说您是艺人，但我查询发现您很有故事很传奇，可否介绍一下？
郑惠中（以下简称“郑”）：在台湾，我算是“外省人”。我爸爸是福州人，妈妈是台湾人，但我妈妈在1949年之前就去过福州。爸爸后来跟着国民党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们从基隆上岸，我是在基隆出生的。不过，我四五岁时举家迁到台北。
我爸爸是吃技术饭的普通老百姓。福州民间盛传男人“三把刀”，即剪刀、菜刀和剃刀。我爸爸是会“剪刀”的那种，是很出名的裁缝，他名字叫郑嫩娣。他做西装可厉害了，蒋经国和国民党部队当年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西装，都是我爸爸做的。何应钦后来成了我的义父，我现在都还保留着与他的合影照。可能我小时候长得比较可爱，义父常带我见世面，因此认识很多高官，包括蒋纬国以及国民党部队陆军一级上将刘安祺、刘玉章等。
记：这种经历与家世，对您后来人生发展有影响吗？
郑：当然有呀！因为见过这些大官，所以现在这种民进党和“台独”高官，我根本不怕他们。
像蒋经国秘书楚崧秋、《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都对我很照顾。我到海外去唱歌时，楚崧秋经常还会拿着王惕吾的名片（注：由于楚是蒋经国秘书不方便出示名片），在背面留下他的名字，并附上“好友的公主来贵地演唱，请多多关照”之类的话，请外事部门的人照顾我。所以，我的命一直很好。
“凤飞飞制作人为我拍写真”
记：您以前还当过台北市警察局义警大队女警中队的分队长？
郑：是的。在台湾叫义勇警察，相当于大陆的协警。那时女警很少，因为我做事很认真，才有机会当分队长。
记：后来是怎么进入娱乐圈的呢？
郑：我小时候很爱唱歌。在12年义警工作期间，为了谋生，我跟费玉清、江惠这些明星一样，经常晚上去西餐厅、知名饭店唱歌。1978年，我参加了“中视”唱歌选美比赛，以一曲《母亲》夺冠，进而获得5年期的签约歌星资格。此后他们有演艺活动，我就要去参加。在路上指挥交通时，也有记者过来对我拍照。
记：台媒形容您当时是艳星。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就敢走这么大胆的风格？
郑：我其实不是艳星那种个性啦。那个年代都要求唱“净化歌曲“，连唱情歌都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有一次，“中视”制作人私下给我拍了穿泳装的写真照片，不是三点式的，觉得还不错就留了下来。那时这个写真集蛮火的，听说计程车司机买我的写真集放在车上，生意都会变好。
记：您刚才提到的帮您第一次拍写真照的制作人是谁？
郑：“中视”当时非常著名的制作人黄宗弘，就是捧红凤飞飞的那个制作人。黄宗弘后来开了一家杂志社，邀我合伙，并给我副社长的头衔。黄宗弘的思想比较前卫，1983年他创办了一本《封面女郎》杂志，请当时的大明星蓝毓莉拍清凉照，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性感照，结果被台湾“新闻局”以“防害风化罪”移送法办，黄宗弘入狱8个月。
“一场车祸毁了我的星途”
记：为什么您以第一名成绩签约“中视”，后来却没有红起来？
郑：当年“中视”有意捧我，已经安排我与费玉清当主秀了，可惜我发生车祸，半条命都没了。
记：车祸毁了您的星途？
郑：没错！1984年7月，在台中有一场演艺活动，我自己开车从台北赶往台中，结果在高速路上被一辆砂石车从后方追撞，后座和副驾驶位置都压扁了，我幸运捡回一条命，但从此残障，坐了10年轮椅才站起来，至今还要靠拐杖走路。这就是导致我淡出歌坛的原因，那时我32岁。
因为杂志社合伙人黄宗弘入狱，我出院后只好坐着轮椅上班，把杂志社撑起来，自己当社长。为了让杂志社存续下去，我脱离黄宗弘前卫路线，不想再冒险，办了风格很正面的优良杂志《明星》，为明星和娱乐公司做正面宣传。在杂志社的那段时光，反而成为我人生最风光的一刻，当时包括刘德华在内的香港很多明星都来过我的杂志社。
“我不怕坏人，更讨厌‘台独’”
记：前些年，您干了两件比较轰动的事，一是2019年1月22日掌掴台当局文化部门负责人郑丽君，二是2020年8月14日对李登辉遗像泼红漆。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郑：我是认同中华文化的人，认同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那个年代的演艺圈人士，基本都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多数支持国民党。民进党疯狂搞“去中国化”“去蒋化”，非常令人讨厌。
郑丽君当时是主管演艺圈的官员，但我们对她并不熟悉。我是资深艺人合唱团召集人，那天餐会席开30多桌，郑丽君来一桌桌敬酒，想拉关系谈交情，但另一方面却又说“去中国化”。我对这些“台独”分子早就怀恨在心，当时跟坐同桌的碎念道“我今天真想打她一巴掌”。其实，我平时为人处事很平和，不会跟人吵架，真的要去打人还是挺怯弱的。但我不断嘀咕，同桌一位前辈就说“要打就去打”，受到鼓励，我还真的鼓起勇气，等郑丽君在常枫、石隽、陈松勇等最资深艺人就坐的那一桌敬酒时，我走向前甩了她一巴掌。
记：做这个动作，有人说你想红，也有人说你背后有人撑腰。是这样吗？
郑：我都残障几十年了，也曾经出名过，都70岁的人了，还红什么？我当时还特别等媒体走了之后才打她，但没想到还有一家《镜周刊》的记者在，他用手机拍到画面，但很模糊。如果想红，我会选择有更多记者在场的时候出手。后来检方把我叫去问讯，问我是不是张安乐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党员。我说我跟张安乐熟悉，但不是该党成员，也没有人指使我。我不能故意把人家拖下水。我就是讨厌民进党他们搞“去中化”、搞“台独“。掌掴郑丽君这个案子，最终我是获不起诉的。
记：对李登辉遗像泼漆，绿营人士指责您连“死者为大”的道理都不懂。您怎么评论？
郑：“台独”分子知道什么叫死者为大吗？“两蒋”都死了那么久，放在桃园慈湖的“两蒋”陵寝，“台独”分子还要专门跑去泼漆。所以，他们示范在先，我以牙还牙而已。我就是打抱不平。高官我见多了，我不怕坏人，更讨厌“台独”，讨厌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这些“皇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