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在去年成功罢韩后，初尝罢免门坎下修的甜头，但上个月在国民党强力动员下，罢免王定宇案惊险过关，挑动民进党敏感神经，此次在蔡英文下令“保捷”下终稳住罢捷这一局，紧接在后还有“罢莱委”行动。罢免制度如何更有效运作，对国、民两党而言，对制度提出合理的讨论，确实是有其必要却也相当棘手的课题。
综观岛内现行“罢免法”的修“法”历程，不变的法则是，当权者时常为了保卫权力，提高罢免门坎，在野党则高喊罢免制衡执政者，盼下修门坎。
1994年，反核团体发起罢免林志嘉、洪秀柱、詹裕仁、韩国瑜、魏镛等5名拥核“立委”，完成第二阶段联署之际，未料，国民党在立会修“法”把罢免案通过门坎订为“双二一制”，限制罢免不得与其他选举合并举行，反核团体最终失败收场。
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展开“割阑尾”计划，锁定前国民党“立委”吴育升、林鸿池发动罢免，虽无功而返，但在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提出下修罢免门坎等“还权于民”诉求，终促成“全面执政”的民进党，在2016年11月下修罢免门坎，这也成为现行的“选罢法”模样。
2018年地方选举前夕，掀起“韩流旋风”，年底选票开出来，风云变色，民进党大败，地方百里侯锐减到6席，连绿油油的高雄也拱手让出，颜面尽失的民进党随即筹组“罢韩国家队”，成功下架韩国瑜，成为台湾初尝到罢免门坎下修甜头的政党。
不过，上个月中罢免王浩宇案过关，让民进党出乎意料，担忧接下来的罢捷案一旦通过，顺势合理化国民党推动的“罢莱委”行动，引发后续骨牌效应，因而对国民党贴上“报复性罢免”的标签，甚至出现“选罢法”严修的声音。
只是，罢免制度如何更适切地运行，比如议员、“立委”的罢免门坎是否分流等，确实都值得更细致的讨论。但修“法”的出发点，不该私心自用，更不能是权力保卫战，而是得站在赋予民众制衡执政者的权利立场，才可能制定出完善且可约束政客不当扩权的退场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