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三倍券上路了，尽管纷扰争议不少，至少目前在台湾社会成功塑造了一个生活话题与节庆气氛，让大半年来的抑郁烦闷氛围稍得纾解，较之仍深受疫情所困的诸多地方，也算是疫灾中的小确幸。
振兴三倍券的目的，从字面上来看，当然是要振兴经济，只是能否真能达到振兴的结果，自始就有不少争议。主要的争议有二，一是何不比照美、日，直接发放现金；二是台当局这项额外支出对经济贡献的乘数效果，会不会只是取代原先消费。有趣的是，主张应该发放现金与主张乘数效果不佳者，往往还是同一群体，这也说明了对于三倍券政策优劣与否的讨论，不一定是基于学理或理性的基础上。
从结果来看，不直接发放现金应是正确的选择，否则各商家与地方政府的各种搭配营销措施便无法展开，台当局支出就真的很可能会受限于强大的替代效果，对经济的贡献较为有限。从本土旅游爆发导致的交通与拥挤乱象，足证三倍券的确带来不少“额外”消费的效果。从某个角度看，三倍券确实达到一定程度的振兴消费效果。
但也必须理解的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演变，经济的冲击层面已由内需服务业转向一般制造业，三倍券所能达到的效果可能还是颇为局部。一来台湾民众的消费能力受损有限，即使没有三倍券，在经济解封后的报复性消费动能还是非常强劲，解封前的春假本土旅游就已爆发可为明证。二来台湾经济动能至今主要还是依赖出口，与美日等国以内需为主大不相同，美日各国即使是发放现金，就能产生立即驱动经济的效果，但对以出口为主的台湾而言，只要外需持续不振，振兴内需消费对于整体经济的帮助就较为有限。
外需受制于国际市场情势，不是政策能轻易改变的。长期而言，台当局能做的，便是改变内外需的型态与比重，让经济不要过度暴露于国际景气的风险中。从此次疫情，我们也看到如果内需的比重较高，台当局因应疫情冲击的政策就较能使上力，带来更能趋吉避凶的振兴效果。事实上，此次三倍券之所以能发挥效果，内需比重提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内需结构来看，台湾的内需服务业主要还是以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商业服务业为主。这些业别加上交通运输正是疫情初期受创最重者，也是三倍券想要振兴的主要对象。然而，正如前述，除了航空业外，经济解封后的报复性消费已大大改善了这些业别的困境，此时上路的三倍券便得注意是不是会造成火上加油的结果。果不其然，本土旅游的爆发不但使得各景区交通壅塞、人潮拥挤、旅游质量降低，也使得生态环境破坏、在地居民反受其害，需求已超越了应有的供给能量。就整体经济来看，外需供过于求，内需却供不应求，还是属于失衡状态。
更重要的是，三倍券的目的在于解疫情冲击的燃眉之急，所欲“振兴”的效果当然也多属短期。从供给面来看，一时的需求增加带来了短期商机，却也必须在供输运销方面做额外的调配，这些调配未必是长久性的机制，因此会扰乱正常机制，反而产生不必要的成本；此外，短期荣景也易延迟各业转型升级的努力，亟待升级的台湾观光旅游业面对本土旅游爆发，当然以掌握商机为先，正是显例。
这些短期刺激的额外商机总会过去，只怕在过程中已掩盖了市场机能、扭曲了资源分配。这是三倍券可能付出的代价，也不应忽略。事实上，三倍券重视的是短期消费“量”的增加，但就台湾长期所需的内需而言，还须有质的提升──真正能提升生活质量、可靠市场机制支撑，而非一次爆发性的消费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台当局还有很多努力空间。
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