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韩”投票6月6日举行，民进党也赶在倒数三天通过“罢韩”声明。撇开该案最后过与不过不谈，这次活动最让人关切的，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度介入，和罢免新制低门槛引发反“民主”后遗症。民进党四年前主导下修罢免门槛，表面理由堂皇，却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无关“民主”的深化。这种逻辑混乱的“修法”，已成为民进党当局上台四年多来的普遍现象。
2016年底，蔡英文上任仅半年，民进党即主导下修公职人员的罢免门槛，并从“不可宣传”改为可以宣传。其表面理由是：“让最新民意展现”及“监督民选公职民代”，但实际原因，则是此前“割阑尾”罢免蓝营民代未能得逞。放眼全球，采取“罢免”民选官员和民代制度者少之又少，像台湾这样不需要具体“违法失职”即可发动“政治性罢免”的地区，恐怕是绝无仅有。
其他民主国家（地区）对罢免制度持保留态度，原因有三：
第一，根据民主理论，官员或民代一经选出，即与选民形成委托和被委托关系，其任期就是委托年限；而定期改选本身即具“展现最新民意”效果，毋需另行罢免。
第二，政治性罢免的性质与选举的性质接近，罢免容易沦为“选举延长战”；
第三，要以“罢免否决选举”，应设定多高的门槛，仍难有定论。
台湾最初制订罢免规则，采取的是“高门槛”，目的在避免选举结果被罢免轻率推翻。罢免门槛降低后，三年前曾用于罢免“时代力量”党籍民代黄国昌，即浮现诸多问题，如今“罢韩”则更见严重。其中有数项争议：
第一，发动“罢韩”的主要理由，是韩国瑜当选不久即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然而这并非“法所不许”的情况，只是具有争议而已。何况，类似现任官员民代转战其它选举的例子，俯拾皆是，何以独独韩国瑜无法见容？
其次，韩国瑜当选时获得89万多票支持，但要将他罢免，却仅需57万多票，这将构成“少数否决多数”的反民主逆流。
此外，依“选罢条例”规定，罢免应由“选举人”提出，公务员不得参与；但这次的“罢韩”活动，“执政党”却全面参与。发动“罢韩”的主导者，其实是过去陈菊主政的高雄市府官员；公权力在“罢韩”各层面的助攻宣传，更是层出不穷。如此把罢免当成选举的“延长赛”，不仅否定选举的价值，也让握有公权力者有上下其手空间，剥夺原本的选举民意。这样的制度设计，能说没有问题吗？
再看，民进党对“公投法”的予取予求。对照其“罢韩”动员，正好印证民进党“修法”逻辑混乱及反民主言行。“公投”虽是民进党长期宣扬的“神主牌”，但民进党在2018年“公投”绑“九合一”选举惨败后，竟不思检讨败因，反而霸道“修法”把“公投”与选举脱钩，且规定两年只能“公投”一次。如此一来，必定造成投票率下降，“公投”不易过关，这对“公投”的成功率和台湾民众行使直接民权，都是双重伤害。
可耻的是，民进党修改“公投法”的唯一原因，竟是“减轻选务负担”。为了选务技术问题，而否定其一直宣扬的“民主价值”，可谓骇人听闻。更可笑的是，近来蔡英文抛出“修宪”议题，民进党立刻主张“修宪”之“复决公投”应该绑2022年的大选举行。不许台湾人民的“公投”绑大选，自己却要把“修宪复决”绑选举，民进党的矛盾及私心自用，真是赤裸裸一览无遗。
从罢免门槛到“公投”规定，每一次“修法”，都看到民进党将台湾法规当成自己的敲门砖和垫脚石，为自己量身打造，用过即弃，何曾以台湾的“民主”为念？如此短视近利，打造的只是政治恶斗的样板：为了权力，没什么不能做，没什么不能改。
（本文摘编自台湾《联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