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桑过世前两星期，有一个朋友去上海探望他，身上插了许多管子，痛得难受，他近于昏沉，却忽然怒目说：“干，以前被刑也没这艰苦！”声音依然坚强，顽抗如昔。
然而岁月和病魔，终究比“政权”还厉害，我们都叫他陈桑的陈明忠先生，11月21日在上海病逝。在这充满奸险邪恶、阴谋诈术的时代，一个像陈明忠这样正义果敢的勇者的辞世，愈发令人感到难舍。
彷佛一个正直英雄的时代
正在告别而去
生于1929年的陈明忠，并未赶上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运动的风潮。他成长的时候，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已到末期。他所要对抗的强横帝国日薄西山，在他面前败北倒下，因此他对政权似乎一无恐惧，反而有一种可以扳倒的自信。
“二二八”事件是他生命的转折点。本来他只是有一点平等的思想，反抗权威与专制的正义感，但事件一爆发，他就去参加群众大会，攻打教育会馆，为了怕学校老师被“本省人”殴打，他赶紧回到台中农学院，叫同学林渊源先保护好外省老师。
他的英雄主义与领袖气质显露无遗。
他显然善于带领群众，采取行动。当台中情势已经由谢雪红（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始人之一，也是其第一届总部理事会主席——小编注）控制，他听到高雄的反抗军被彭孟缉（国民党高级军官，1946年赴台，担任高雄要塞中将司令——小编注）镇压而死伤惨重时，就决定去埔里找赛德克族的战士，一起去高雄参战。他招到了20～30个战士愿意跟随，正要回台中找车子来载人，碰到谢雪红等人因国民党军队镇压而退到埔里。他又组织了人马，成立“敢死队”，在埔里狙击国民党军队。
当年才18岁的陈明忠，受到谢雪红欣赏，让他跟在身边，因而得以听到中共地下党人的战事布局、组织事宜，那就是将台中的反抗者组成“台湾民主联军”，而嘉义张志忠（老台共党员、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小编注）与简吉（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领袖——小编注）领导的反抗者则组成“台湾自治联军”。
“民主自治”正是后来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根源。
“二二八”后，他并未流亡，反而留下来继续反抗，加入中共地下党，终在1950年被捕，坐了10年牢。在牢中，他得以结识日据时代的社会运动家，这些人在赴刑场前的从容、深思、觉悟、就义的气度，深深影响了他。他曾说监狱是他的“革命大学”，锻炼了他坚强的灵魂和坚韧的毅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政治受难者，他与1920年代世界左翼运动接上了血脉。那不只是台湾的社会运动，而是从苏联革命以降的世界风潮。许多革命家的故事，许多无法在历史文件中看见的证言，许多秘存脑海的档案，许多人性温暖的互助友爱，都存在他的心中。
当我开始研究日据时期“新剧运动”、“文化运动”、“农民运动”、“二二八”、“白色恐怖”等课题之初，这些课题基本上还是各自独立。但从他的口中，这一整段的历史反而可连结成一个脉络连贯的左翼反抗传统。而血脉竟始于1950年代陈明忠在狱中的“革命大学”。
由于他的热血，出狱后又参与1970年代的“党外运动”，被黄顺兴（台湾农业专家，国民党戒严时期参选台东县长及县议员成功，两任民代，以敢言而被人称为“黄大炮”——小编注）女儿赴大陆的事牵连而再度入狱，受尽刑求，在鬼门关前走了好几回。他曾说过，一般人最多受到2阶段的刑求，就连“偷古井”都会认了，他却硬撑到4阶段而未供认，这是何等坚强的意志力！这个“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幸因国际救援而存活。
2003年，我在做《还原“二二八”》纪录片的时候，陈明忠先生以其亲历者的身分，站出来说明大历史之下，一个农学院学生的参与，以及当时的社会面貌，那是比许多喊着口号的人更有说服力的见证。通过他，我才真正认识到台湾不是只有哭哭啼啼的政客，还有过一个坚毅的革命时代，从日据到“白色恐怖”，这勇者的血脉，在他的身上传承了下来。
陈明忠先生一生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志业，在台湾史上自有他的定位，但我更愿意指出的是，他是台湾历史的见证者。当台湾被“白色恐怖”、“右翼政权”所阉割，失去了“左脑”的时代，他至少保存了“左半边”的历史，让台湾人的世界观还有完整起来的机会。否则，台湾人就真的变成失去左半边的“脑残”了。
今天，告别陈明忠先生的此刻，回顾台湾，更值得反省的是：我们是否有看见真正的历史？看见更宽广的世界？是否继承了勇者的血脉？
啊，敬爱的陈桑，再见了！永别了，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
（本文原载于台湾《中国时报》作者为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