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湾醒报”报道，“九合一”选前一个月，台湾地区各大媒体、政党、社团都发表了许多选举民调数据，由于各单位本身具有蓝、绿色彩，令人质疑民调是否成了操作民意的工具。台湾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教授施正锋表示，各政党给民众看的都是具有目的性的，如打信心牌或危机牌。台湾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廖达琪则提醒民众，如果民调没有公布调查题目、拒访数量、样本人数等，那就不可信。
施正锋指出，民调会有机构效应，在初选时，受访民众可能会因为民调机构本身立场而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向，造成拒访率偏高或是误导。台湾政大国关中心欧美所研究员严震生认为，若真要谈论民调的真实性，必须是有长期研究调查的，能透过过往数据分析走势，否则在选举前突然出现的单一民调结果，都很可能是政治操作。
严震生指出，在移动电话普及的年代，自己身边有很多年轻朋友，没有住在家中、也没申办座机电话，但座机电话调查需要有各年龄层及性别等调查资源，在找不到年轻人的情况下，数据比例一定会产生问题。尤其住在家中的年轻人无法代表住在外面的年轻人，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住家里的年轻人可能会较为保守并受到父母影响。
严震生认为若要准确且有公信力的民调数据，需透过手机进行调查，但这太耗费金钱与时间，且会有隐私权、及手机号码没有系统无法确认地点等缺点。
廖达琪表示，现今大多民调机构是使用座机电话，因为座机电话是目前唯一具有母体清册、系统性的工具，虽然有些公司、机构开始透过网络及手机作多重调查，但目前手机号码并没有母体清册，其统计困难重重，如何去做随机抽样是个大问题。
她并指出，目前大多民调只能作为参考，因为民调是需要看长期的数据走势，无法透过单一调查而下结论。且各个调查机构所调查的问题内容及方式，更是一大学问，因此要判断调查结果是否具有公信力时，须了解他的抽样方式、题目是否有诱导性、提问时的顺序、一题多问等情形。廖达琪强调，若是只有公布调查结果，那民调数据绝对没有可信度。
施正锋则表示，“有效样本”关乎着民调数据的可信度，但在座机电话电话调查效益大幅降低后，却还有很高的“有效样本”比例，市面上有许多公关公司鱼目混珠，数据可信度已不是重点，只要委托人需要，随时都能修改，因此市面标榜的高“有效样本”不但可信度可能不高，甚至有作假的疑虑。对此施正锋无奈地说，有政党背景的民调大家看看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