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微博)10月15日讯 经常见诸于报端的台湾特侦组全称是“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其前身为“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查缉黑金行动中心”。特侦组是为呼应反贪渎的社会诉求而设立，主要职能是对付“黑金政治”。
2013年9月6日，“检察总长”黄世铭召开记者会，公开特侦组监听到的王金平与柯建铭间的通话，认为有关说嫌疑。“法务部长”曾勇夫、“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遭移送监察院，曾勇夫在压力下请辞，中国国民党撤销王金平党籍，引发所谓“九月政争”。
这场台湾政治风暴至今已延烧一月有余，民进党借机发起所谓“倒阁”，事件目前尚难预料平息之时。这场风暴本因特侦组在监听柯建铭关说假释案时发现王金平疑似“关说”而起，却在王金平表态“特侦组滥权监听”后，在民进党和媒体的操弄下，事件焦点逐渐转移，特侦组和黄世铭反“引火烧身”成众矢之的，被指为制造整个乱局的罪魁祸首。
在整个事件中，对黄世铭和特侦组的指责主要有两点：一是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黄世铭向马英九报告王金平关说案涉嫌泄密；二是非法监听，特侦组监听柯建铭、林秀涛为非法，特别是监听“立法院”总机更是践踏立法机构的尊严。
特侦组全称是“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其前身为“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查缉黑金行动中心”。特侦组是为呼应反贪渎的社会诉求而设立，主要职能是对付“黑金政治”。
特侦组是以2006年修正的“法院组织法”新增加的第63条之1作为法律依据设置的。根据该条规定，特侦组承办的案件有以下三种：涉及“总统”、“副总统”及“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院长”，“行政院”各部会首长与上将阶级军职人员所犯的贪渎案件；在“总统”、“副总统”或“立法委员”选举时，选务机关、政党或候选人有涉嫌重大舞弊事件或妨害选举的案件；其他经“检察总长”指定交予侦办的特殊重大贪渎、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秩序案件。
根据相关规定，“立法委员”的待遇，比照部会首长的标准，“立法委员”不得受托对进行中的司法案件进行游说。柯建铭作为“立法委员”和民进党党团的大党鞭，身份特殊，特侦组进而对柯建铭关说假释案进行侦办，在监听柯建铭的电话时发现疑似不法进而引发争议。
特侦组设置于“最高法院检察署”之中，由“检察总长”指挥，配置6名以上15名以下的检察官，并由“检察总长”指定其中一名检察官为主任。台湾地区的检察制度中，各级法院配置检察署，各检察署的检察官限于在各所属法院行使职权。特侦组办案不受辖区的限制，可以在全台湾办案，可以行使各审级检察官的职权，亦即一、二、三审级检察官所能执行的职权都能执行。
根据职能的划分，台湾地区的检察官通常分为侦查检察官和公诉检察官，前者专责侦查和起诉，后者则专责莅庭。特侦组检察官可行使各种职能，如实施侦查、提起公诉、实行公诉、指挥刑事裁判之执行，对所侦办的案件直接可以用特侦组的名义提起公诉，且直接由特侦组检察官到法庭出席辩论。
特侦组位高权重，又具有高度政治特性，为防止特侦组办案滥权，台“法院组织法”又特别规定：特侦组侦办的第一、第二种案件，在侦查终结后，“立法院”可以决议要求“检察总长”到“立法院”报告并接受质询。因此，关说风波之后，黄世铭被多次要求到“立法院”接受质询。
检察官在行使侦查职权时，监听是一种常见的侦查行为。根据台湾地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5条规定，有事实足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法律列举的重罪嫌疑，并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情节重大，而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本案有关，且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搜集或调查证据的，可申请相关法院核发通讯监察书。
检察官申请核发通讯监察书时，应备申请书，载明法定事项，并叙明理由、检附相关文件及有关释明资料，法院仅为形式审核，而不作实质审查，即予核发。对于监听的具体执行方法，相关法律法规也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因关说行为隐蔽，难以侦查，监听便成为检察官容易采取的侦查手段。在柯建铭案中，因其助理使用过“0972”门号电话与相对人通话，特侦组监听“0972”门号电话时，已取得了法官的监听票，从程序上看是合法的。
因此，台“法务部”监听调查小组调查报告针对特侦组监听立法院0972总机电话，认定是监听失误而不是监听“立法院”，申请监听的程序并没有违法。
对于监听所得数据，依“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18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提供给其他机关、团体或个人。因此，特侦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监听电文，受到王金平指责。另外，侦查不公开也是检察官办案的基本准则，不过，“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也有例外规定。
黄世铭、特侦组主张，向马英九报告是依据“法务部”2008年颁定的“检察机关办理刑事诉讼案件应行事项”，当检察官侦查刑事案件时，发现有违反行政规定情节时，宜函知行政主管机关，本于权责依法处理，所以向马英九报告并无不法。这一辩解也引起各界争议。
检察官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其司法官的身份受法律保障，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免职或停职，除法律规定或经本人同意外，不得将其转任检察官以外职务。台湾地区去年刚刚施行的“法官法”强化不适任法官、检察官的淘汰机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评鉴机制。检察官有废弛职务、侵越权限或行为不检者，经评鉴后作出相关处理。
“法务部”监听调查小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监听过程中，因承办检察官态度轻忽、相关查证不力，认定特侦组检察官郑深元以及组长杨荣宗、检察总长黄世铭有违失，所以移交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处理。
“检察总长”黄世铭，掌有选调特侦组检察官和司法行政监督的权力。不过“检察总长”的任命程序由“立法院”介入，难免具有政治性。在政治任命的性格下，向“立法院”负责的体制也对其检察中立提出了挑战。
为确保“检察总长”职务行使免受“立法院”的干扰，法律以任期制对其加以保障。除非“监察院”弹劾、移付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并作出惩戒或停职等处分，才能让黄世铭离开“检察总长”一职。
当前，“法务部”关于监听属行政疏失的调查报告虽已出台，但仍受民进党方面质疑，相关的评鉴也正在进行中，由特侦组点燃的这场争议还将持续，特侦组和黄世铭的最终命运尚待观察。(来源：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