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1月30日讯 “中评社”今日刊登评论员李家泉文章，回忆两岸关系的若干往事。本网节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一）连战隔海赠“横幅”
有一年的某天下午，这时我已经离退有好几年了，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安徽寿县老乡戴德斌先生忽然来电话，约我在海淀区的新兴宾馆会面。这位戴先生曾经是“两蒋”（蒋介石、蒋经国）的少将侍卫官，我们是在两岸学术交流交往中认识的，已经见过很多次面了，因为是安徽老乡，交往中就显得比较亲近和密切。
这一次，我是去他住的房间见他的。他有一个女儿叫戴一英的与他同来，住在同一个套间里，在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与我的女儿李文新也见过多次面，时常约她陪着参观北京名胜风景区。戴先生说，她女儿很喜欢读我的文章，每次见面我都要给带几篇。
我与戴先生谈不久，他忽然打开箱子，拿出连战先生给我的一个“横幅”，上面用墨笔写着四个大字：“亦师亦友”。右上角写着：“家泉教授雅正”；左下角署名“连战敬书”，盖着红红的私章，再左下面还注明时间：“癸未仲夏”。
我拿着这个条幅，仔细地看着，我的思绪也打开了：“我和连战先生，素昧平生，从未见过面，这样一位台湾当局中非常高层的官员，怎么会给我写这样横幅呢？”而且，“说我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怎么敢当？未免太谦虚、太抬高我了！”
终于想起了以下一段故事：
2001年8月3日，我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肯定和欣赏他所公开提出的三个论点：一是，“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二是，“我主张‘本土化’，但这不等于‘去中国化’”；三是，“我们是‘中国国民党’，而不是‘台湾国民党’”。这三个论点，都提到了“中国”两字，他把自己、台湾和国民党，都与中国挂勾了，这自然会触动“台独”先生们的神经，于是口诛笔伐、大做文章起来。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人：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我很熟识的朋友，他在当年10月26日晚，台湾TVBS电视台“2100全民开讲”的一场激烈辩论中，两次引用我以上所说的话以作为反对蓝营及其领导人连战的“罪证”。二是“台联党”精神领袖李登辉在一次专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竟然以我以上所说的话为“证据”，攻击连战“勾结大陆学者李家泉密谋卖台”，并“达成三项共识”（不知是否就是指以上我所引用的连战“三个论点”），并以大字标题刊登在当年11月30日的《中国时报》上。怪哉，怪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和连战先生素不相识，也未见过面，彼此发表的看法和文章，都是自发的公开的，何来“勾结”，更何来“密谋卖台”？我看到同一天报纸，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张荣恭先生也同时发表讲话说，李家泉先生是中国大陆的一位学者，李登辉把连战和他扯在一起，实在“太有点离谱了！”
《中国时报》登出李登辉召开记者会的第二天，台湾就有朋友把这件事打电话告诉我了，并以传真把这天《中国时报》刊登的这个消息传过来了，我马上给予反驳，台湾《中国时报》也很快把我反驳李登辉的这篇稿子给登出来了。
我不知道，连战先生给我捎来的“横幅”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也许是巧合，也许并无关系。这以后，我与连战先生仍无联系，也未见过面。2005年5月5日，他又托人给我捎来一本新著《改变才有希望》，并亲笔题赠，还附有另一张他自己的名片。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对台湾未来以及两岸关系的未来，相信有一颗彼此相通的心。同样，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在连先生以中国国民党主席身份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国共产党主席胡锦涛先生实现“胡连会”时，我曾以多么兴奋的心情，为国共两岸的未来写过祝贺的文章。
（二）李登辉与我的“互动”或“过招”
我与李登辉先生也一样是素昧平生，没有见过面，但我们之间却背靠背地有过一些交锋或互动。这中间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公式：“交锋—缓和—再交锋—再缓和。”交锋和再交锋，是我批他搞分裂的文章，以及他咬我与连战“勾结卖台”的记者会；缓和与再缓和，是双方都曾有过一两次友善表示，不想太激化矛盾。这些与当时整个两岸形势是分不开的。
最大的交锋是我的“批李”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是，在我写的“四个第一枪”的批独文章中，有三篇的矛头都是直指李登辉的。第一篇是《中国人的感情在哪里？——评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对话》；第二篇是《李登辉访美与中美关系》；第三篇是《两种台独，一脉相承——评彭明敏的显性台独与李登辉的隐性台独》。这三个“第一枪”，都是全国最具权威的报纸发表的，加上新华社发了通稿，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都播出了，几乎使我竟因这几篇文章而很快成了名人，李登辉当然也就知道我这个人了。当时这些文章，客观上也起了批李的带头作用，紧接着就在全国范围内和几乎是全球华文报纸都掀起了批李高潮。（详见作者所着《台海风云六十年》下集《我的“四个第一枪”》九洲出版社2009年出版）。于是我和李登辉算是结下了“心结”或“疙瘩”。
1995年第三季度，两岸关系暂趋缓和，我和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全国台湾研究会另两位研究员戴文彬和肖敬，同时应邀去台湾作学术访问，邀请单位是台湾大陆研究学会。按照程序，邀请单位必须将被邀请者向台当局申报批准，而我这样一位批李的名人未免太敏感了，台湾主管部门谁也不敢批，最后还是上送到李登辉那里了。出人意料的是李登辉竟然批准了。我很高兴，也对李留有一点好印象。
我想李登辉之所以批准，可能是因为不批对自己不利。因为，我的批李文章是公开的，天下人都知道，如果不批，反而显得自己“太小气”，“无气量”；批了，倒显得自己站得高，有雅量，没有趁机报复
批评者。他这一批，身边一些人就对他颇有好感。我闻听此事后，也觉得他这一招高明。
这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对李的情绪有缓和，当然与两岸形势有关，也与我的某种幻想有关。有两件事：一是李登辉还未卸职时，我就曾以许多人都知道的笔名“魏大业”名义，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小建议”，希望李能以“农业专家”身份申请至大陆访问，并可借机在北京大学发表专业讲演，相信这篇文章李一定会看到。
二是，我的已故好友方生，与我一起在1996年第二次访台时，我曾建议他以“台大老同学”身份拜访李登辉，也有想争取李之意。方生原名陈实，曾在台大农学院与李是同校好友，当时李是以“进步学生”面貌出现的。在李的推荐下方生后来接替了李的“学生会主席”一职，那时两人关系还算不错。在我们快离开台湾时果然接到李对方的口头回信，说这一次来不及了，下次有机会再见面。大约三年后，方生再去台湾时，李还是接见了他。我们两人都想争取李，做李的工作。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自己都太天真了！
再以后，我和李登辉之间，又有一段“再交锋，再缓和”的故事：
从2001年8月，正如上面已经讲到的，我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肯定和欣赏连战先生公开讲出的三句话：一是，“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二是，“我主张‘本土化’，但‘本土化’不等于‘去中国化’”；三是，“我们是‘中国国民党’，而不是‘台湾国民党’”。就这样，李登辉把我和连战先生挂勾了，公开招开记者会，说“连战勾结大陆学者李家泉密谋卖台，并达成三项共识”。台湾《中国时报》当年11月30日，曾以显着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我后来的反驳，也刊登在当年12月上旬的台湾《中国时报》上。这是我与李登辉的又一场斗争。这段情节，我在前面谈连战一段时已经谈到了，这里不再多谈。这个时候李登辉虽早已卸任，但与中国大陆的敌对情绪仍然强烈。
慢慢地，李登辉的年岁已越来越大，虽然是不甘寂寞的人，但在政坛上无可避免地也越来越边缘化了。2007年2月，台湾《壹周刊》登载了一篇对他的专访，标题为《李登辉：我想访问大陆》。李在这篇专访中，的确谈了许多“诱人”而又让人“诧异”的内容。例如，他不仅否认自己是“台独”，还大批“扁独”，指他“骗票”、“说谎”、“黑金”，还说了一些大陆和胡锦涛的一些好话，主张“开放中资来台”、“开放陆客来台”，也表示“愿意前往大陆访问”，等等。 我就此写了一篇《读李登辉：我想访问大陆》的评论稿，发表在中评网上。在这篇评论稿中，我对李登辉在接受《壹周刊》专访中的谈话，提出了好几条质疑，最后仍表示，如果李先生这一次的表示，确是“知所反思，出于内心，表里一致，修正自己关于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说法”，“我个人还是十分欢迎李先生来中国大陆访问的”，并希望李先生能在“耄耄之年”，“成为两岸间一位真正的和平老人”。香港《中评网》在台湾的影响很大，看的人很多，我相信李一定会看到这篇文章，至少会有人录下来送给他看。
我不仅在中评网公开发表过以上文章，也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过书面建议，认为可以邀请李登辉访问中国大陆。李登辉公开讲的是真心也好，投机也好，我们一样可以做工作。听说有关方面也曾议论过此事，后来为什么未成，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李登辉这个人也往往是反覆无常的，眼见他说的话，大陆久久没有回应，他就又公开否认他曾说过“想访问大陆”的话。
（三）“应该怎样评价宋美龄？”
宋美龄是蒋介石夫人，宋氏姐妹老三（老大宋蔼龄、老二宋庆龄、老三宋美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她的人生跨越了三个世纪，2003年北京时间10月24日5时17分，在美国逝世，享年106岁。就在她逝世的当天，中国《新浪观察》记者专门采访了我。
问：宋美龄女士已于今日去世，国内外各大主要媒体对此消息纷纷进行了报道。不知您今天在得知这一消息时是怎么想法？
答：宋美龄女士，在海峡两岸以至全世界，都是非常著名的政治人物。大家都知道，她的一生都是追随其丈夫蒋介石反共的，但也有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她身体一向不是太好，但能活到106岁高龄，这在中国还是不多见的，可能是养身有道，保健有方。她晚年很喜欢画画，怡养身心，不知与她的长寿是否有关。
问：作为一名经历复杂和政治变幻的历史人物，对宋美龄的评价历来争议较大，褒贬不一。您本人是怎么评价她的一生？
答：我对她的印象较深的有三件事：一是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南京国民党内部的形势非常复杂。有一些国民党元老怀着各种目的主张打，像当时掌握兵权的何应钦，就主张派飞机炸西安，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取蒋介石而代之。宋美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力排众议而亲赴西安，主张以非武力的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与当时共产党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西安事变的顺利解决，对后来的国共联合抗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和周恩来曾有非常好的配合，她对周恩来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曾私下对人说：“为何共产党有这样的能人而国民党没有？”西安事变时宋美龄39岁，能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二是1943年，宋美龄46岁，她以蒋介石夫人兼秘书的身份参加了开罗会议。她是颇具政治魅力和风度的人。从这次会议留下的照片看，她在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之间担任翻译，一口流利的英语，使大家谈笑风生。这次会议产生的《开罗宣言》明确指出：包括台湾、澎湖在内所有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应全部归还中国。这个文件，就是后来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国际文献。应该说，她配合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为争取中国一方的权益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
三是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相继去世后，宋美龄所表现的反对“台独”、反对分裂的立场和态度相当鲜明，陈香梅曾回忆说：“蒋夫人一直坚持中国不能分裂。”（见后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7月10日）她为什么会长住美国？就是与李扁政权这些人“合不来”。她反对李登辉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曾为此亲自写信给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但因没有能得到支持而使李登辉得逞。她住在纽约期间，与李扁政权的分裂主义分子从无来往。
我认为，对于宋美龄，至少以上三件事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不应该抹杀的。
问：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各人的政治立场和表现也各不相同，老大爱钱，老二爱国，老三爱权。有些年轻网友们认为，在宋氏三姊妹中宋美龄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最负面的，您认为呢？
答：对于宋氏三姐妹，民间有这样说法，即“霭龄爱钱、庆龄爱国、美龄爱权”。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三句话的内涵与她们三人所嫁的丈夫有一定关系，霭龄丈夫孔祥熙，是财政部长，自然是有钱的；庆龄丈夫孙中心，推翻了清朝政府，自然是爱国的；美龄丈夫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自然是有权的。但如果说美龄就是不爱国，这就不一定对了。宋美龄早期是追随丈夫投靠美国，反对共产党，当然谈不上爱国。但后来到台湾情况就变了，两岸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而是要不要“一个中国”的分裂和反分裂之争。拥护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反对分裂的就是爱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不能说宋美龄不是爱国的了。
上面讲到的三点，实际上是肯定了宋美龄有爱国的一面。
还有，宋美龄在抗日期间，在美国到处演讲和募捐，争取美国及其他盟国对中国的同情，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持中国抗日，这同样是爱国行为，不能一概抹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张学良是有功的，而张学良后来被蒋介石长期软禁，没有宋美龄也早就被杀了。所以宋美龄的一生，也是做了不少好事的。
问：现在的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矛盾关系，确实有很大变化，设如宋庆龄和宋美龄都还在，两人有无可能见面？对推动两岸的发展的作用会如何？
答：这已经是现实上不存在的问题了。当然，如果这两个姐妹今天仍然在世，她们会可能见面的，但不大可能在大陆，也不可能在台湾，而在美国或香港的可能性最大。既然国共两党都能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实现往来，改善关系，那末她们两个亲姐妹见见面又会有什么不可能？据陈香梅谈，宋庆龄生前确实很想会见亲妹宋美龄，并且还托她捎过信，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始终未能实现这个愿望。（材料来源如上）如果是两姐妹今天仍在世，相信一定能见面，也相信这对推动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的更好改善，一定会有助益。
（以上摘自作者所着《台海风云六十年》下册的“人物评论”部分，系九洲出版社2009年出版。本文引用时较前略有补充。）
（四）蒋纬国隔海赠书
对于蒋纬国闻名久矣！小学生时代就闻听到他的一些故事。参加工作后，只知道他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从事对台研究后这才知道他的真正生父是戴季陶先生。他曾经是蒋介石着意培养的对象，从德国到美国都是学的军事，返国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任职，过的军旅生涯，后来又转为专门从事替国民党培训军事人员的高级院校，升任陆军二级上将。
自从1985年大陆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成立后，与台湾方面的交流往来增多了，所内较早去台湾作学术交流的学者，就不时带回关于蒋纬国的信息。说他这个人虽是军人，但是思想开放，语言直率，说话幽默。政治上反共，但主张统一，坚决反对“台独”，赞成两岸来往。台研所的学者每一次去台湾，他都主动设法接触。已经过世的台研所研究员郭相枝先生，曾经告诉我，蒋纬国将军在一个早晨是怎样找到他和姜殿铭所长的，并且特别提醒他们说：“民进党那些人，头上戴的帽子里面都是镶的绿边，是地地道道的‘台独’分子，一定要小心上当啊！”那个时候，民进党的“台独面貌”还未完全暴露，很多人只听到或看到他们自己宣传的“民主”、“爱乡土”、“反黑金”的一面，而蒋纬国早就完全看到他们的“虚伪”、“欺骗”、“假民主、真台独”的一面了。
大约是1992年的一个春天，我接到来京访问的一位李姓台湾朋友的电话：
“您是家泉兄吗？”
“我是！”一听声音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我是李某，因事来京，现住在王府井皇冠假日饭店，想见见您这位老朋友聊聊天好吗？”
我满口答应，这时我已经不在职了。我和李是在两岸学术交流会上认识的，已经好几年了。他与我同龄，一口苏北话，我是皖北人，两人口音非常相近，乡土感情，一见如故，非常亲切。他每次来京都要约我见面，谈战略问题和两岸形势。这个时候，蒋纬国是台湾一个战略学会的理事长，他是这个战略学会的研究员，非常健谈，每一次谈起来都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似的。我们是安徽老乡，又都反对“台独”，彼此讲话也比较投机。后来他子承父业，在他父亲去世后，继承了台湾天帝教的主持人，从此我们见面就很少了。
这一次，我去他住的地方见面了，他并留我与我同去的一位助手吃了饭。就是这一次，他转给我带来蒋纬国托他带的三件礼品：
一件是蒋写的两本书：《弘中道》与《千山独行》；第二件是一副非常讲究的领带；第三件是蒋先生本人十分珍爱的梅花。
有人告诉我，蒋先生主张，两岸未来如果能统一，完全可以用梅花来替代国民党的党徽。
我同蒋纬国也是素不相识的，没有见过面。他为什么会隔海托人带给我三件礼品？当然，李子弋先生是蒋这个战略学会的会员、研究员，很可能是他向蒋推荐的，但李没有说，我也没有问。最大的可能是，我是大陆著名的统派，坚定的反“独”者，而蒋先生在这方面与我是志向相同，慕名主动相交而己。
1995年和1996年，我曾两次赴台作学术访问，而这时蒋先生已经辞世了，生前未能见面实乃憾事！
（五）岛内主独者并非铁板一块
一般人的印象，民进党就是搞“台独”的。这当然是有根据的。例如，他们有“台独党纲”，有换汤不换药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有数不清的“台独宣示”，“台独游行”，“反中活动”，等等。而且，许多人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他们回头是太难了。应该说，他们中极少数人如“深绿”、“基本教义派”，以及极少数受外国势力影响很深的人，大概就都是这样，但大多数人，民进党中一般党员，以及“浅绿”，涉足不是很深的人却并不是这样。
早期的例子，有两次《“台湾之将来”学术讨论会》：一次是1983年8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一次是1985年8月在福建厦门召开的。这两次都邀请了10位左右侨居在美国、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地并具有“台独”倾向的台湾籍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会议初期，他们几乎都是情绪敌对，言词激烈，主张“台独”，反对统一，质疑中国大陆提出的“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为台湾“应该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但经过交流、沟通、对话，虽然还不可能在这方面达成共识，但至少情绪上缓和多了，很快成了好朋友。这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有些第一次与会者，第二次也参加了，见面时与第一次的气氛不大一样。其中如东京经济学大学教授刘进庆、日本新澙大学教授涂照彦、日本大学专任讲师陈仁端，以及两次领队的加拿大台籍教授郭焕奎先生等，都曾与大陆多位学者保持长期友好的联络关系，而且没有再看见他们谈过“台独”，或发表主张“台独”的文章。其中有的人在态度上并有明显变化。素有“台独”军师之称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台籍教授肖欣义，在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接见后私下对我说：“中国大陆竟有如此豁达开明、并具民主风范的领导人，我们对台湾前途放心了！”
我们两人还谈了一些别的闲话，轻松愉快地结束了这次晤谈。很快就到吃饭时间了，他没有陪着我们一起吃饭，而是联合报的其他负责人与我们一起共进午餐。
（六）会见国民党老报人王惕吾
1995年4月第一次访台时，在同乡友人刘国瑞先生推荐下，会见了台湾《联合报》董事长，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先生。推荐者刘国瑞，当时是《联合报》大陆处负责人、兼任《联合报》系《经济日报》社社长，家住安徽庐江县城，与我同乡。我在庐江县城就读“省立第八中学”时曾经是同校不同班，他比我高一班，先我毕业。当时并不认识，是后来两岸开始交流往来时，在大陆的同学介绍才认识的，后来他经常返乡，我们见面往来的机会也多了。在北京的八中同学，如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朱贵生，部队装甲兵系统的项国秀，都是庐江县人，也是同年毕业的八中同学；还有在北京工作的其他同乡，每逢刘国瑞夫妇来京时，我们就要趁机聚会一次。
王惕吾老先生，是台湾“第一报业巨子”，著名的报业界元老。他同时也是国民党内的元老，黄浦军校第六期毕业，官至副师长。去台后，弃武从文，长期办报，是《联合报》的创办者、发行人、董事长、兼职甚多，无论报界、政界、军界，都是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政治上主张统一，反对“台独”，过去也是坚持反共拒和者。晚年政治态度似有所变化，积极主张放宽大陆政策，发展两岸民间交流。
（七）日月潭养殖的“曲腰鱼”和“武昌鱼”
日月潭乃台湾最大的天然湖泊，亦闻名遐尔的山水佳胜，位于台湾南投中部鱼池乡之水社村，凡去台湾者，一般都会去这个地方参观旅游。我们一行三人，即我和台湾研究所、全国台湾研会另两个研究员肖敬和戴文彬，在1995年4月去台湾作学术访问时亦去了这个地方。
由于日月潭这个地方比较大，面积约900余公顷，比杭州西湖约大三分之一，我们虽然花了整整大半天，但仍然是走马看花，无法详细观赏这里的景物。当我们走到湖中心的一个小岛时，看到这里有纲络拦隔的一块块养殖水域，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说，这里养殖有两种鱼，一种是“曲腰鱼”，是本地最名贵的鱼类之一，味道鲜美，当年蒋介石很喜爱吃这种鱼，他每次莅临这里的景区涵碧楼游憩时，总要吃一回这样的鱼，后来当地民众干脆把这种鱼改称“总统鱼”。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管理人员感到中国大陆的毛泽东主席喜欢吃“武昌鱼”，于是设法从大陆搞来这种鱼苗，开辟了另一个小水域，也养殖起“武昌鱼”来，他们自己也称“主席鱼”，不远处的餐馆，就同时向游客供应“武昌鱼”和“曲腰鱼”，这两种鱼的味道都很鲜美。
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日月潭是台湾很著名的风景区，堪称明珠之冠，早在清朝时期，即被选为台湾八景中的绝胜，是全岛唯一的天然湖泊。这里的潭水是由玉泉山和阿星山漳的断裂盆地积水而成。潭中有一个小岛名珠子屿，亦名珠仔山，海拔745米。以此为界，北半湖形状如园日，南半湖形状如一弯新月。日月潭即因此而得名。
前面讲列，蒋介石经常到这个湖的涵碧楼游憩，这个涵碧楼，原为日本统治时期一位姓伊滕的日本人所建，乃当时各界官员显要游憩的重点景区之一，后来日本政府易地重建，作为日本裕仁太子的招待所；1949年后成为蒋介石的行馆。1998年起，改由民间经营，“9.21”大地震后再重建，现已成为观光旅游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