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两岸关系，常用的思维假设是理性人逻辑，即两岸关系各相关方均是理性的，能清楚的体认自身目标与相关利得代价，以利益最大化或代价最小化之逻辑作出自身的政治判断与行动，并演绎出不同的测度两岸关系理论模式，而各种模式中，参与方被假定为理性是一切探讨的前提。
实际上，理性人的通约假设是过于简化的。所谓两岸关系，本质上无非两岸间人的关系，作为两岸关系承载者之人则不仅具备理性之面向，更具备情感之面向，否则不足以理解“历史悲情”“台湾人出头天”“亚细亚孤儿”，乃至“复兴基地”“不能疑美”等一系列难以理解之概念，其本身并非纯粹理性建构的产物，而更多是情感，乃至情绪的产物；而台湾选举的诸多现象已然表明，部分台湾选民相当在意候选人所提供的情绪价值，而非理性思辨，以致屡屡发生的蓝绿选民的认同撕裂与对决，“台独”政客如赵少康曾揭示亦常“用最简单的文字、最模糊的观念，卖给我们（台湾人）最危险、最烂的东西”，这一定程度构成了台湾选举之乱象一面的根源。台湾石之瑜教授结合认知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心理学，裨以阐释台湾领导人大陆事务政策的决策情感，揭示进而诠释其中的情感矛盾之处，本文引入其论述框架以拓宽理解两岸关系变迁的情感深度。
第一方面是认知心理学，这牵系到情感本身的面向，一般而言分为热情与仇恨两种促进人之行动的情感，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其起遏制效果的情感，如热情相对应的是沮丧，前者促进追求某目标而后者导向放弃，与仇恨相照应的是焦虑，前者排斥他人，后者则排斥不成而陷入自我防卫或称挣扎，此为四种基本情感。第二方面是精神分析学，将讨论延伸到对象领域，其来源是回溯婴儿出生时所提之假说，一般来说年幼之时，母亲的生理角色分为两种，母亲如及时哺乳使得幼儿感受到自身的权力中心（掌握力），导出热情，而母亲也可能无所不管干预幼儿的一切，威胁到其权力中心（自主性），导出排斥的仇恨；如母亲未能及时哺乳，使得幼儿在嗷嗷待哺中生发焦虑，争取哺乳的过程令人焦虑，而终究也争求不得以致沮丧，此为情感对象分析，以母子关系为例可以看出到出体所体认到的对象意义不同，所联系的基本情感是殊异的。
因此进入中国大陆在台湾领导人决策情感中，也具有不同的对象意义。则中国大陆既可以是使得台湾当局于内战中战败而孤悬海外以致沮丧，也可以是提供一归属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与鲜活的血脉联系因而制造中华文化与中国人认同，乃至制造责任与角色焦虑；既可以促成台湾人毫无顾忌之热求追求统一，又是让部分台湾人生发异己仇恨排斥动机的对象；这是中国大陆对象意义在台湾的纷繁性，而需要注明的是，这种意义是台湾人心理的主观，无有涉及中国大陆客观真实的角色扮演。由此可以阐述历届台湾领导人大陆事务政策的决策情感，可以分为两蒋时期、李登辉时期、马英九时期与前后无甚断裂性的绿营执政时期作为四个差异性的分析阶段。
第一时期为两蒋时期，中国大陆是其母国之爱的想象，所以坚持推动“光复大陆”，不达目的则誓不罢休，并严惩质疑者与背叛者，使得“光复大陆”本身成为一充满热情的议程；然而此种目标又是断不可实现的，生发出深深之焦虑，使得其在压力之下作出各种牺牲，不敢须臾懈怠，以打造所谓“复兴基地”，此时的中国大陆又像是不断制造压力之对象。第二时期为李登辉时期，中国大陆成了李登辉认同中的异己，其不断操作本土化、台湾化，排斥老国民党员的情感，压抑国民党的中国属性与大陆脉络，貌似其于国民党而言是须排除之仇恨，然而国民党之中国属性是如此之深，李登辉不管如何证明台湾国民党路线，延续至今的仍是中国国民党，及其与中国大陆的联结，这就力求台湾化而不得的心境遂生发出深深的焦虑。
第三时期为马英九时期，此时的涉陆决策情感，就认同一个中国的心理归属而言，这是马英九热情的一面，但热情的背后是沮丧，马英九深知台湾已然不具两岸关系的主导权，遑论两岸愿景的单方面决定权，热情地提出终极统一，而又深知势已不在己，则实在的部分则被沮丧所填满，情感时而流露，表征在对“台独”的不断妥协与让步，唯勉力“维持现状”；沮丧而已，怎能坚强？
第四时期为绿营时期，其建立在错乱之想象的“国家”认同上，自我陶醉于所谓“台湾民族”的想象叙事中，则与中国大陆深深联系，使得其将中国大陆体认为深深的排斥之仇恨，那能摆脱否？或许无望，则争取目标过程中的沮丧常常抒发，陈水扁所言“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想做但做不到，即对此根源上错乱之情感的注脚。台湾领导人大陆事务政策的决策情感，见证其涉陆决策的非理性因素，而无论上文所述的热情、仇恨、焦虑、沮丧，或都源于两岸分隔已久的情感想象，因分隔而不熟悉，因不熟悉而想象，因想象而易流于极端与激进，或许在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台湾可在与中国大陆鲜活之人的关系交往中体会大陆的真实，这是似水平淡之家人温情，而无有极端，则重塑台湾人健康的涉陆心态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