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新华社发
作者 萧衡钟 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0日下午乘专列抵达香港，出席将于7月1日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这足可见中国大陆对于此次香港回归庆典及新政府就职典礼的重视程度。
习近平指出，我一直关注着香港，挂念着香港，我的心和中央政府的心始终同香港同胞在一起。过去一个时期，香港经受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一个个风险挑战，历经风雨后，香港浴火重生，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是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福祉的好制度。
目前，香港是第一个、澳门第二个落实“一国两制”的地方，相信在大势所趋下、在中国大陆对于国家统一的战略信心与战略定力下，除了“一国两制”的港澳方案、港澳模式外，还会有第三个实现的地方，对于向往中华民族复兴的有志之士来说，要对“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台湾模式保持耐心与信念。
“一国两制”是兼顾领土主权与在地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一国两制”的概念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但为了配合收回香港主权问题的需要，中国大陆将“一国两制”内容具体化，让香港成为第一个落实“一国两制”的地方。“一国两制”除了是中国大陆在中英外交谈判中的重要依据外，从香港与澳门回归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来看，更是稳定香港人与澳门人心理、促进两地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指标。
“一国两制”的十七字箴言，就是邓小平对于收回香港主权的十七字承诺：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邓小平的十七字箴言包含在他历次会见外宾及港人代表和基本法起草委员时的谈话之中，在当时的政经背景下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十七字箴言代表中国大陆处理台港澳问题的最高指导原则，并且透过港澳两地的基本法予以落实。
由于 “一国两制”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而应用在香港问题上则是为了要收回香港主权，因此“一国两制”的核心就是为了完成中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因此邓小平于会见香港工商界时明确指出， “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
“一国两制”的目的既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也是为了保持香港、澳门和台湾在统一后的稳定繁荣。由此可知，首先必须先认同中国领土主权统一的“一国”，才能延伸出“一国”的主体是实行社会主义体制，但允许在特定区域内实行资本主义体制的“两制”，“两制”一来并不是平行的两种社会制度，二来也不是相互对立、排斥的政治实体。
“两制”是以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保证，以宪法的方式保障这些特定区域成为特别行政区，并确认特别行政区内的制度与中国大陆其它各地都不相同。因此就辩证法来说，“一国两制”形成了有机的统一，在“两制”之下，中国境内可以容许两种制度并存。
在台港澳的特别行政区内，其原有之社会经济制度及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均可得到保障，因此可以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从中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 “一国两制”的“一国”指的是文化历史传统中自然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文明国家”。
中国大陆学者强世功便以中国古代治理边疆的政治手段为例，就是由内地的核心地带逐渐向外扩展。形成了“一国两制”下的政制差序格局，对照目前所实行的“一国两制”，强世功认为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属于“中心与边缘”、“主体与补充”的秩序与关系。
因此，不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方式，或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一国两制”最重要就是在于 “一国”的部分，其目的是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而在 “两制”之下，虽然中国大陆和台港澳的社会制度都是同时存在且“和而不同”，但有着“中心与边缘”、“主体与补充”的秩序与关系。
“台湾方案”意在“富台”与“保台”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正式提出了“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要求，被视为是较为完整呈现习对台政策方针与指导原则，台湾内部亦有不少配合声浪呼应。 “台湾方案”以未来十年、二十年为规划，明确了台湾与中国大陆进一步 “融合发展”、 “政治促统”与 “民主协商”的方式，是中国大陆加速统一进程的宣言书，也是两岸统一的路线图。
然而，由于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全球疫情仍然严峻，受疫情影响，两岸“大三通”紧缩、“小三通”中断，虽然中国大陆持续对台湾释出善意，主动表示愿意提供疫苗与快筛给台湾民众使用，但因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的意识形态作祟，迄今仍对于“两制”台湾方案给予污名化，且旗帜鲜明地向美国靠拢，让失去了互信的两岸进入恶性螺旋，导致两岸僵局难解，越是抗拒只会让大陆出重手。
殊不知，“台湾方案”具有三重功用，一来可以消抵中国大陆对于“急统”及“以战促统”的压力;二来可以让台海及国际社会对台湾未来定位、和平统一途径与方式等，进行厘清与探索，如此既有助于“促统”、也能缓解台湾内部“倾独”与“独台”的压力;三来“台湾方案”系基于“一中原则”下的“两制”探索，富有传承及发扬“一国两制”的政治效益，以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但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却对此视而不见，目前两岸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由于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的限缩与阻力而消失，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合作沟通管道，但跟台湾地方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交流仍在，台湾现在需要去尝试怎么融入的状态，“抗陆穷台”、“融陆富台”，这是机遇也是条件，当以“新四通”来打造两岸 “融合发展”的新动力。
因为就两岸政治协商的形式来说，主动谈、被动谈、早谈、晚谈、以合(拖)待变这几种方式的结果都不同，在“台湾方案”提出来后，蓝绿阵营与柯文哲都在争取台湾内部对于“九二共识”的话语权，代表台湾民意将要改变，民间社会可以作为公权力有效解决两岸共同事务的管道，可以先结合台湾的民间社会成为有效的治理媒介，如此方能“富台”与“保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