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科技公司纬创在印度设立的iPhone代工厂近日发生暴力打砸事件。据报道，在这起事件中，一些生产线和办公设施被破坏，一些财物被盗，需停工两周进行整理。据印度媒体称，这起事件源自工人对薪资低于招聘时承诺工资的不满。纬创则澄清，这不是一起罢工事件，而是犯罪事件，根子在当地治安状况不佳。综合各方消息，这起事件除了劳资矛盾外，也暴露出疫情压力下印度社会经济矛盾激化、治安环境不良、僵化的劳动法体系导致印度特色雇工体系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起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更暴露出印度政府和社会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劳资纠纷问题并不罕见，但如何应对则是一个问题。在相关问题发生以后，印度有关部门和社会群体，优先牺牲外资企业的利益，把祸水引到外资企业身上以转嫁矛盾，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客观上讲，自从2014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印度采取了很多改善经济环境的措施，营商环境已有一定改善。
一是，印度大力推进国民经济一体化、尤其是税收体系的一体化措施。自2017年开始，印度实行商品与服务税（GST），几乎包含了印度国内所有邦级和中央级税收。虽然在实行初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无疑为商品在印度境内的顺畅流通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印度提出“竞争性联邦制”的概念，鼓励各邦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性。目前，印度的一些邦政府已经采取了电费补贴、减免土地印花税等措施。
二是，印度调整了劳工法等妨碍企业运行的法规。例如，根据相关劳动法和工会条例，此前每半年须进行一次报税的微型及中小型企业（MSME），如今只需一年报税一次。进入2020年以后，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压力，放松了一些对外资企业在员工聘任方面的严格要求。
三是，印度采取了一些技术性便利措施。2015年，印度推出了“数字印度”倡议，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国家电子政务框架。在过去几年中，印度大部分的合规监管都已转移至线上进行，疫情还加快了这一进程。这不仅提升了监管过程的透明度、加快了商业流程，也部分绕开了印度繁杂的官僚体系，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上述措施已初步奏效。从宏观上看，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印度排名第63位，比去年上升14位，并连续第三次被选为十大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从微观上看，一些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已制订了投资印度或增资印度的计划。苹果公司计划通过其合作伙伴向印度市场投资10亿美元，起亚汽车也有意在2021年前将其在印度的投资额提升至20亿美元。
但是，印度营商环境有所改善的同时，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在印度的实际运营仍然不易，与印度在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迅速上升并不一致。这说明印度对标国际，采取了很多针对性的调整措施，但影响印度营商环境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是不可能变化这么快的。
一方面，印度经济中的一些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在印度，开办新企业仍然不方便，基础设施落后、分布不均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印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主要集中于首都、邦首府和一、二线城市，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仍然不佳。印度经济的大血管基本通了，但通向工厂、农场和其他经济终端的小微血管仍然不畅。
更重要的是，一些妨碍营商环境的新因素又在产生。在过去几年中，尤其是2020年，在疫情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刺激之下，印度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对外资的不友好程度也在上升。在政府一侧，经济议题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现象已有明显抬头趋势。结果，印度在一些领域对经济进行自由化改革，又在另外一些领域增加了政治和安全绳索。2020年，在疫情和边界争端的双重刺激之下，印度对中国大陆企业采取了空前的不友好行为，给中国大陆企业带来重大损失。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反华情绪上升，另一方面也表明印度有关部门乐于操纵安全议题和民族主义情绪为经济利益服务。这一变化不是影响中资企业的特例，还将成为印度的一个新现象。经济发展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综合进步的一个结果。仅仅盯着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进行针对性调整，虽然有其价值，但并不一定能解决影响营商环境的真正问题。印度营商环境排名可以说是火箭速度的上升。但是，这一快速上升与企业在印度的营商体验并不一致。在印度经济发展中，司法效率，本土工商界与政府和市场的特殊关系，文化传统和劳动习惯，以及国民对外资和异己文化群体的看法，是影响印度经济发展的更重要因素。这些，也都不是印度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和法律调整所能够迅速改变、改善的。
（作者张家栋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