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料之外的，民进党“罢韩”成功了，各界除了台面上的蓝绿之争的此消彼长，更凸显一个台湾近来的政治现象，“桩脚政治”几乎全军覆没，取而代之的是新世代的“网红政治”。
或许大家还记忆犹新，韩国瑜网络政治声量最高时，是获得了政治网红“馆长”陈之汉的支持，陈之汉被昵称为“馆长”，是因其创办连锁健身馆“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馆长”以敢怒、敢言，没有顾忌的形象行走江湖，年少时因家庭经济因素，一度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志愿役，因故退伍后，曾从事搬运工、送货员等社会底层工作，甚至曾加入黑社会，经营讨债公司、包工程、经营特种行业，曾经是韩国瑜“莫望世上苦人多”的最佳代言人。
2018年10月9日，当年身为高雄市长参选人的韩国瑜拜访“馆长”陈之汉，并在直播上畅谈个人政见与观点立场；当时双方皆无打草稿即兴演出，在网络平台上创造数百万的浏览量，留言数万条，可谓当年最夯的政治网红。
回顾国民党这个百年政党，上个世纪在台湾维系政治能量的手法，总是脱离不了地方民代、农会、渔会等“桩脚政治”，路数陈旧而老套，面对新媒体网军迅速崛起，蓝营可谓束手无策，即便经过2020年大选败仗，迄今仍拿不出相样的对策，如今兵败如山倒的颓势，网络上政治声量的一直扭转不过来。
事实上，2018年“馆长”与“韩国瑜”貌似一拍即合的姿态，一度成功补足了蓝营在“网军”经营上的短板，顺利将韩国瑜推上了政治高峰。
然而，随着“馆长”与原本的网络直播平台解约，加上甫选上高雄市长不及一年的韩国瑜宣布投入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馆长”与韩国瑜的关系宣告决裂， “馆长”从原本支持面瞬间翻成对立面，种种批评毫不留情面，完全的“昨非今是”。
尤其2019年10月15日，韩国瑜宣布为了“大选”开始“放韩假”，“馆长”在直播狂骂韩国瑜“卑鄙无耻、下流龌龊”。 “心思都不在高雄，为了选2020请假三个月”，“你是真心替高雄市民着想，还是说想要为自己的未来铺个路？”，2019年11月6日，馆长透过脸书发文痛骂，韩国瑜被爆出“庶民买豪宅”一事，指如果韩国瑜是庶民，“我就是贱民”，更放话“2020让你知道骗人的下场！”
果不其然，“馆长”说到做到了。韩国瑜的支持者，这一大票“韩粉”，大多是上了年纪的退伍军人、社会底层者，对于“网军”这种与高科技结合的花俏政治营销手法本就一窍不通；支持韩国瑜的“网红”已不多，随着“馆长”的“变节”，韩国瑜等于失去 政治网红”的支持，以致于今年1月挑战大位落败；在民进党网军积极动员操作下，2020年6月6日，韩国瑜又成为台湾政治史上，第一个被选民罢免的“直辖市市长”，人生政治路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其实，最早将“政治”与“网红”操作结合的淋漓尽致的政治人物，正是台北市长柯文哲。2018年，柯文哲挑战连任之时，虽已与民进党分道扬镳，但其高明在善用昔日曾获得民进党支持下吸取的养份，继续深耕“网军”操作。
当年竞选连任时，柯文哲邀请一大批YouTuber餐叙，并在饭局上欢迎这些YouTuber拍影片上传到自己的个人频道。之后，又例如与网红Joeman在《就是要对决》系列节目中，与柯文哲一起品尝1000元（新台币，下同）的顶级便当”对决“50元的平价便当”，或着与柯文哲一起“开箱”月租金2100元“兴隆平价公宅”，让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也有一个家。
最经典的一役，则无非是2018年7月，柯文哲与昔日男演员邰智源转型成YouTuber后成立的“木曜4超玩”合作制作的“一日市长幕僚”影片，获得逾千万点阅率，更捧红了时任台北市政府秘书处的媒体事务组组员的“学姐”黄瀞莹，当年只有26岁的“学姐”黄瀞莹，如今己跃升为台北市副发言人，并加入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2020“大选”时名列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第13名。
而柯文哲也透过这些网红，不断将其塑造成一个“有趣”、“好玩”的非典型政治人物，维持大批年轻人对其政治声量的支持度。
大体来看，目前“网红”在台湾政治路所扮演的角色，仍是以敲边鼓、带风向的形态为主，真正成功走上政治这条路者，仍是寥寥可数；最具代表性的成功典范，则是本名邱威杰的网红“呱吉”。2018年3月，柯文哲上呱吉的直播频道谈Uber、性交易专区等敏感性议题，不仅帮柯文哲累积政治声量，本人也在当年底地方选举顺利当选台北市议员。“呱吉”并于2019年11月与网红张志祺（志祺七七）、陈子见及网络频道“眼球中央电视台”成员共同筹组“欢乐无法党”并为第一任“欢乐总书记”。
网络时代，“网红”与“政治”已形成一股共生现象，无论你对“网军”的评价是正面或负面，都不得不承认，新一代的“网红政治”已取代旧时的“桩脚政治”文化，成为政治人物不得不拢络的一股巨大势力，顺网红者昌，逆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