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嫌郑男，因患思觉失调症，一审获判无罪，地院重裁一百万限时交保。（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资料照片）
台铁杀警案被告郑姓男子，嘉义地院以其行为时无责任能力判无罪，并宣告须受5年的监护处分，这虽已是台湾“法律”规定的上限，但修“法”延长的呼声不断，同时台湾法务部门也宣布将设立司法精神医院。但此主张能否实践却是问题。
就台铁杀警案的被告来说，非因无杀人事实，而是因有精神障碍致造成是非辨识与行为控制能力的欠缺，即判定为无责任能力而不罚。故就算最终无罪确定，却仍具有再犯及危害公众安全之风险，也因此，台湾所谓的“刑法”第87条第1项才课予法官于此情形，必须同时宣告监护处分的义务。惟此等处分，原则上须在判决确定后实施，虽依“保安处分执行法”可于判决前执行，但在“法条”限于紧急必要，且未来还有长期诉讼要走下，也鲜少为法院所使用，致形同具文。
至于监护处分，并非刑罚而是保安处分，其目的就不在处罚而是矫治，受监护者于此时就是患者而非犯人。故监护何时结束，就不应设有上限，而应是治疗至再犯风险明显降低为止。以台湾“刑法”第91条之1第1项，即针对性侵害犯于服刑完毕后，若经评估有再犯风险，法官就须令入相当处所进行强制治疗。又根据同条第2项，此等处分期间并无上限，而是每年对受刑后强制治疗者评估，直至再犯风险显著降低为止。故关于监护处分，似也应修“法”比照。
惟不论是监护处分或是刑后强制治疗，都涉及人身自由的拘束，故“法条”未有处分期间的上限，恐有违台湾“刑法”定的绝对不定期刑禁止之原则。尤其再犯风险显著降低的用语，实属空泛，既有违明确性原则，更可能变成长期、甚至是终身监禁，致严重违反一行为不二罚的宪法原则。目前也已有受刑后强制治疗，因无法通过再犯风险评估致遭长期监禁，并因此提起“释宪”者。故监护处分就算改为无上限，却得面临被宣告违“宪”的风险，致只能往延长期间的方向为修“法”。
原本监护处分期间上限为3年，但因时间过短，于2005年台湾“刑法”修正时，于“刑法”第87条第3项，将上限提升至5年。惟如果3年太短，难道5年就已足够，这本身就有疑问。只是到底要延长到10年、15年、20年，甚至更久，必又陷入言人人殊的争执。
不管修“法”延长几年，都会带来矫治成本与戒护难度的增加，民间医疗机构接受委托执行监护处分的意愿肯定大幅降低，势必得设立专门医院为因应。在“邻避效应”下，台湾法务部门找寻司法精神医院的地点实已有2年，若最终又是将此等场所设在监狱旁，甚或如性侵害犯的刑后强制治疗般是设在监狱内，即便形式上有区隔，却已使监护处分有其名而无其实，更严重违反刑罚与保安处分不能是在同一处所的“刑法”原则。（作者吴景钦为台湾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台湾《中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