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其政治理念中，将罢免权视为人民直接民权中的一权，让人民除了有权选贤与能，也有除恶去邪之权，但是从来没有将罢免权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选举结果的复决权。
人民选举谁，不需要有任何理由，这是人民的权利，同样的，人民也要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人民有罢免权，但基于对选举结果的尊重，罢免成立的条件必须设定为高于当事人当时赢得选举的条件，否则就是“罢免权大于选举权”，而让罢免权变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选举结果的复决权，这不符合民主规范。另外，在行使罢免权时，必须提出具体的理由，否则就是“道德性、价值性、情绪性”的罢免，这容易演变成情绪性的民粹，会破坏民主的基石。
目前提出罢免韩国瑜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政治性的理由，认为韩市长参选2020是违反对高雄市民的承诺，或对于韩市长的政治立场不满意；一是行政能力理由，认为韩市长不认真工作，对其施政成果不满意。
第一个理由是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的谴责。罢韩者的责备不无道理，但不足成为罢韩的合理理由。原因很简单：依法韩市长有权参选，竞选期间也有请假并有代理人，高雄市业务并没有因而怠惰。当然事后证明，韩市长与国民党的政治判断错误，韩市长付出政治代价，选举落败，国民党也承担苦果，高雄市没有一席“立委”当选。基于责任政治，罢韩者此一责备应该是由负责提名其参选的国民党来全盘承担，向高雄市民道歉。
至于第二个以行政能力不足作为罢免的理由，韩市长要亲自响应市民，一年多来为高雄市民做了哪些事？施政有否伤害高雄市民利益？韩市长施政成果是否不如陈菊前市长？
如果放下情绪，回归理性，从目前这一年多韩市长的施政表现来看，“行政能力不足”这一点应不足以做为罢免的理由。因此，现在能够驱动罢韩的主要动机其实就是“不爽韩国瑜”、“不想到看到韩国瑜”、“罢掉韩国瑜就是爽”的情绪性因素。
我们的社会与成熟民主仍有距离，在政治操作下，目前罢免条件已降低为“同意票多于不同意票，同意票数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即可。这个宽松的罢免条件，已经伤害到了选举权，使罢免权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屠刀，更容易成为发泄情绪的工具。
民主政治的可贵在于尊重选举结果。1988年高雄市长选举，谢长廷阵营用变造的录音带打击吴敦义，使得吴敦义输4565票；2006年高雄市长选举，陈菊阵营抹黑黄俊英发“走路工”，使黄俊英小输一千多票。即使如此，国民党仍然接受选举结果，没有发动罢免。
罢免权是一项可贵的民主权益，但其可贵之处是在于可以避免执政者继续犯下危险与恶质的错误，而不是为了满足政治斗争需要的诛心民粹。一群罢免韩国瑜的青年正在兴头上，他们认为，通过罢韩案是台湾民主的重大进程；有些高雄选民也对可以教训韩市长而沾沾自喜。希望行使罢免权的民众可以了解，“我们可以因为无由的喜欢一个人而投票给他，但要避免因为情绪的不喜欢某人而罢免他”，除非有韩市长伤害高雄市民福祉利益的具体理由，意识形态或情绪性罢韩案的通过，是台湾民主的沉沦，是政治恶质的再一个里程碑。
（本文原载《中国时报》，作者为孙文学校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