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计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职研究员
近年来，中美两国间就经贸问题产生了严重的摩擦和冲突。目前，尽管最终能否达成涉及全部加征关税减免的协议文本还有待观察，但现阶段中美确认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对两国乃至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回顾此次中美经贸冲突，其所显现出来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特征也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在中美经贸冲突持续的过程中，美国国会曾先后多次通过“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等涉台决议案，使得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再添变数。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和分歧从未局限于“经贸”领域，而是具有“多议题联合”的明显特征。始于贸易领域的分歧和摩擦逐步向金融、投资、技术甚至人文交流等领域扩大，经济领域的摩擦开始向政治领域、军事领域乃至制度层面扩散。在两国贸易冲突持续的同时，美国先后多次在台湾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上触碰中国底线，企图通过议题“捆绑”的方式对中国极限施压，谋求在经贸谈判中获得更大利益。经贸问题的政治化不仅会导致事件本身的复杂化，也不利于为中美两国营造一个解决问题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台议案兼具“例行性”和“临时性”的双重特征。前者主要是指国会一般会在年度拨款法案中以特定条款或内容的方式提及台湾问题。年度拨款法案已成为美国国会利用立法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后者则主要是与特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密切相关。例如，2019年在看到台湾面临“断交潮”、多国先后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国会随即发声，妄图以“台北法案”等呼应、声援台湾当局。无论是“例行性”还是“临时性”的涉台议案，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特别是复杂且高度敏感的台湾问题上通常扮演着负面、批评和消极的角色。
综合国会涉台议案的发起人党派、意识形态和选区本身来看，相对于民主党而言，共和党在涉台议案中更为积极主动，在国会内部的亲台势力当中，共和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美国国会涉台议案、中美经贸摩擦等现实问题交织时，中国应该坚持将经贸分歧限定于既有管控渠道和磋商框架，避免议题泛化、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对美国不时将经贸问题与台湾问题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捆绑处理的做法予以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防范台湾问题等战略安全问题与贸易摩擦等经贸问题的负向共振。
在美国国会涉台议案的问题上，中国既需要严正表明我方的立场和态度，也需要更加熟悉美国政治的运行机制和运行模式，准确定位国会议员及其背后特定选区的利益诉求和关注点所在，通过与国会间的正常往来，尝试改善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偏见和既有的错误看法；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议题上，我们也必须有着清醒的认知，丧失原则的妥协和退让往往会失去更多。诚然，外部压力的确是实现国内改革的动力来源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深化改革的既定节奏和客观规律要受制于外部压力的“胁迫”。出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需要，中国应该继续支持和维护现有的多边贸易制度，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希望利用“台湾牌”来遏制、规锁中国发展，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做法是对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在台湾问题上对“红线”的轻视和意识淡化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对于台湾当局而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与美国国内亲台势力勾结，挟洋自重的做法也注定失败。近年来，大陆地区的民众对台湾当局破坏两岸统一、长期干涉香港事务、分裂祖国等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做法日渐不满，主张“武统”的民意呼声日益高涨，这一变化本身就值得台湾当局重视并进行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