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着庞大民意，蔡当局上台后锐意改革，也先后端出“一例一休”、推出“同婚法”、年金改革及司法改革等重大措施。在经济上，也交出不差的成绩单（包括2016～2018平均2.6％经济成长率，失业率降低及出口连续三十个月左右的正成长，也一度加薪及提高了基本工资等），但为何民众、企业无感，民意支持度仍在三成上下盘旋摆荡？
多数民众普遍认为蔡当局的改革已有预设立场，且为了效率，缺乏和相关利益团体的沟通，故得不到民众支持，而受害者则产生怨怼之心。
其次，台湾经济在2018年全球金融风暴及美国为首的国家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后，步入3M社会（意即有钱人更有钱，贫穷者更贫穷的M型社会；出口产业表现好，内需表现不佳；大企业表现好，中小企业差；高科技表现佳，而传产、农渔牧表现相对较差的产业M型化现象；以及公司获利不多，祇能帮前20％的核心人力加薪，反之，后80％员工的加薪幅度较低，产生公司薪水M型化）。加之以蓝绿对立，一例一休后的劳资对立（华航的罢工、长荣的蓄势待发等），再加上年轻人低薪、高房价，相对剥夺感产生的世代对立，形成所谓三立社会（蓝绿对立、劳资对立、世代对立）。
因此，改革有假设前提，不解M型社会，又未能体认到三立社会的对立现象，蔡当局政策缺乏差异性，民众自然会无感。以下分别说明之。
首先，在有假设前提的改革上，以年金改革为例，军公教祇有3、40万人，而且其财务困境也不是最急迫的，而蔡当局却将之置于劳保年金改革（有900多万人，财务破产在即）之前，而且提出的改革条件，在段宜康“立委”的后续修正下，采最差的方案实施，军公教人员情何以堪？
司法改革虽然关键，但民众最殷切期盼的是执行死刑的讨论，却未纳入改革的议题。而一例一休匆匆上路，询问民众、企业的时间太过匆促，而且政策一体适用，并未将周末业绩最好的零售、餐饮、公用事业等排除在外，以至于中小企业、需要加班赶急单的出口产业绑手绑脚，竞争力也因而大伤。
其次，在M型社会及产业M型化上，随着一例一休、基本工资调涨，物价也跟着上涨，但对M型社会右端的普罗大众而言，其70％的所得用在食衣住行之上，在实质薪资停滞、餐饮价格不断上升下，自然苦不堪言。
而两岸对峙、农渔牧的出口与契作停摆，加上大陆观光客减少，冲击的是观光、餐饮、零售、夜市、民宿，这些都是基层民众赖以为生的产业，自然起而反对“执政党”，因而在去年（2018）的11月24日给“执政党”一记当头棒喝。
在世代对立上，青年人本来最支持“执政党”，但青年人的耐心有限。选前支持最力，但等不到政策执行、效益回馈时也纷纷弃之而去。我世代（me generation）的年轻人在意的是，薪资水平的提升、房价的向下修正，但似乎遥遥无期。基本工资调涨祇对边际劳工及钟点工资的雇用人员有利，而一般青年人则加不到薪水，再加上企业将基本工资调涨的成本转嫁至物价上，一般年轻人反而受害。
综合上述，缺乏愿景、目标并抱持有假设前提、同时祇针对特定族群进行改革，并无法激起多数民众共鸣，反而得罪了被改革者。而且不了解3M社会、三立社会，缺乏同理心，不能苦民所苦，加上政策以平均数据为依据去设计、执行，未能深入分析产业的差异性，以“同构型政策”执法实施，企业少了弹性，戕害了竞争力，自然也吝于给蔡当局掌声了。（作者季禾为大学教授）
来源：台湾《中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