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种失衡既有制度设计上的原因，也因为不同政党执政而出现程度上的区别。
权力失衡是如今台湾政坛一大特点。这种失衡既有制度设计上的原因，也因为不同政党执政而出现程度上的区别。
先说制度上的原因。台湾当局现行的权力运作体制属于权责不明的“半领导人制度”，这一独特的权力体系，源于李登辉执政时期多次修改岛内宪制性规定，其结果是抛弃了原来规定的地区领导人与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双首长制”，地区领导人任命行政机构负责人不必经由立法机构同意，行政机构负责人对地区领导人的“副署权”亦被取消，于是，行政机构完全成为地区领导人的下属办事机关，行政机构负责人成为了地区领导人的幕僚长。
如果说权责相符也就罢了。但问题在于，失去了独立行政权的行政机构仍然要对立法机构负责、被立法机构监督，这叫“有责无权”。与此同时，掌管行政机构的地区领导人却“地位超然”，既不必对立法机构负责，也不需要到立法机构述职接受监督，是为“有权无责”。由此，从2000年民进党上台开始算起，历经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三人执政共18年，换了14位行政机构负责人，最长的不过2年有余，最短的竟然不过百日。如今，在“地方”选举民进党惨败后，赖清德也萌生了去意。
这也可以理解，行政机构负责人要处理岛内所有事务，必然会得罪很多人，本来已经成为了“政治易耗品”，背后又站着一个随时会“弃卒保车”的领导人，他的压力与制约可想而知。
权力失衡的另一个现象，就是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后，利用完全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权来欺凌对手。比如说，利用立法多数强行通过“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借此打压在野的国民党，以期谋得长期执政的优势。再比如，军公教团体被认为是蓝营的铁票仓，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就指称他们是“米虫”“硕鼠”，掌权后民进党当局不顾强烈反对，通过了削减军公教年金的改革。除了行政权与立法权，民进党还试图染指监察权。被民进党提名为“监察委员”的陈师孟，毫无顾忌地表示要用监察权来“扫除司法败类”，弹劾与民进党立场不同的法官。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民进党的吃相如此难看，与其发迹史密切相关。民进党前身是党外人士，他们长期跟掌权的国民党做“你死我活”的斗争，有着游走法律边缘的街头抗争和冲击公权力部门的“壮举”。开始议会斗争后，他们依然不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态度，即便过去议席数不如国民党，也能通过各种方式阻碍立法议程。这些长期积累的斗争经验与斗争势能，一旦掌权后就会被全面释放。这同更注重形象、一副落魄贵族样的国民党完全不同。
多种因素导致权力平衡失效，进而传导到岛内民主制度失效，甚至让一些政客假民主之意行独裁之实。加上岛内民粹主义横行、社会分裂，民主制度更是沦为政客谋取选票、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此一来，治理绩效无从谈起，岛内“民主赤字”也就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