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玉海/文
连续30年经济年均增长9%，金融管制、贷款主要流向大型“国有企业”，全民炒股一代人之间即完成从白手起家到企业主的阶层跃迁，“经济奇迹”的赞誉从四面八方涌来……没错，这是台湾，20年前的台湾：如日中天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奇迹的典范”。
台湾这之后的故事：经济自由化，开放金融市场，党营事业“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幅减税，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新自由主义被学术界和财经官僚奉为圭臬。
然而，与这一系列故事平行发生的还有：企业家族化、大型化，中小企业生存越发困难、创业门槛大幅提升，产业创新升级乏力，小散股民基本被挤出市场，政府对经济社会影响能力越发微弱，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这是《未竟的奇迹》给我们呈现的当下的台湾，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林宗弘博士的话来概括，就是“如果说20年前台湾被视为‘奇迹的典范’，那么今天再谈‘奇迹’就是个笑话”。
2017年底面世的《未竟的奇迹》由20余位台湾中青年学者合作撰写，以经济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系统分析了台湾这20年究竟如何从“奇迹的典范”变成林宗弘口中“衰退的典范”，以及这对台湾经济、社会、政治一系列深远影响。
2018年2月初，借台北书展之机，《问书评》采访该书主编之一、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李宗荣。
问=经济观察报
答=李宗荣
“经济奇迹”越来越远
问：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东亚四小龙”之一，曾经是后发经济体发展的典范，后来虽然不再那么瞩目，但信息电子产业也非常兴盛，而不是像日本那样被认为经历了“失去的20年”，但您主编的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未竟的奇迹”，怎么会想到出版这样一本书?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答：出版这本书，初衷很简单。台湾1990年代政治经济结构变化很大：在此之前，台湾在威权政治体制之下，政治不能直选;经济政府管制非常严格;1990年代以后，政治“解严”，经济开始自由化;另外，就是全球化。
这么多变化，带给台湾社会哪些影响，特别是从经济、社会角度去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想要去探讨这些问题，所以就找了20几个学者——大部分是社会学家，也有经济学、管理学，也有日本的——来共同研究讨论。
因为主要是社会学者，所以虽然是谈经济，也会从很多面向出发，会谈国家、政府的功能，谈政策——就是经济社会学所谓发展型国家理论;谈“东亚四小龙”，谈企业大型化的问题。还有研究家族企业，从比较从企业组织的角度去看，家族企业为什么还继续发展;管理学者来谈多层次控股——从股权控制的角度去看，为什么家族企业在台湾还可以继续维持、巩固;看它内部的制度、控股机制的设计。台湾企业基本上已进入全球化，而且最主要是台商到大陆，所以也研究台商。再就是谈金融市场。20多年来，台湾的金融市场基本上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过程。另外，我们也找学者从比较剥削、从劳动条件去研究台湾整个企业剥削情况——这也就牵扯到劳工体制。
这一连串的问题研究下来后发现：虽然以前大部分研究认为，台湾起飞早期大都是小型家族企业、中小企业，但过去二十几年台湾企业大型化趋势显著——台湾前10大企业平均员工数为20万，就算扣掉鸿海(富士康)平均也在10万人左右;从企业营收的集中度来看，20年来台湾前10大企业集中度由25%上升到超过4成。可是，实际上这些企业大部分是掌控在家族企业手里，不是一个专业化的、所谓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一个还蛮封建、很传统的经济。
并且，台湾企业虽然大型化，其获利却变差，毛利越来越低。台湾大中型企业，像鸿海(富士康)，基本都到大陆去设厂，简单讲，它不是通过内部创新升级来发展、而是通过追逐更便宜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来发展——台商的利润状况其实一直都不好，所以随着某个地方的要素成本上涨，它必须要到另外的地方，不停地迁徙，而经营中的困难越来越多。
企业大型化还让中小企业存活率越来越低，创业越来越困难。台湾早期是中小企业为主，那时候有个社会学者做了一个概括：台湾基本上是“黑手变头家”。“黑手”指的是在工厂里劳作把手弄的乌漆麻黑，可他只要有了技术、经验，就可以自己出来创业，就从一个劳工马上变成“头家”——老板。换言之，在台湾早期所谓的“经济奇迹”中，基本上整个社会流动很开放;可现在台湾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中小企业存活越来越艰辛，经商门槛也越来越高——台湾所有公司登记平均资本额高达3400万新台币，30年来大约上长了7倍。
此外，剥削情况也还很严重：从劳动市场调查发现，台湾有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严格讲都存在高度劳动力剥削的情况，劳动条件基本上不好。它的福利、管理基本上没那么上轨道——中小企业之所以可以维持较强的弹性、很有活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内部剥削：因为我们交情很好，因为我们是工作很久的员工，我们好像一家人，所以任何时候都该来上班，晚一点下班也没关系，基本上成员的福利会被牺牲，以维持一个小家庭企业的发展。反映到现在就是台湾《劳工法》修改中吵的很凶的“一例一休”，牵扯到工人是不是可以在合理的情况下休假。此外，台湾经济组织里，性别不平等也还蛮严重。
再就是创新的问题。做产业网络和创新的研究者发现，台湾企业除了很少数，像台积电以外，大部分还都不是通过内生的技术累计和研发、通过品牌这样的智慧资本去茁壮成长，它的技术大部分都是中介性的，不然就去买别的国家的技术，要不然就是很多人从矽(硅)谷回来。所以，从技术、创新角度看，台湾经济还是很有问题。
198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台湾经济发展是个奇迹。这个发展“奇迹”有两层内涵：一是它维持了将近三十年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整个社会是均富的，前三十年每个人都感觉很有希望，只要胼手胝足、只要够努力，基本上在这个社会都还可以翻身——可现在的整个景象基本上离乐观很远。所以，这整本书做下来之后，就觉得这二十年台湾的发展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个样子、那么乐观，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企业大型化、家族化，社会越来越封闭，经济发展也越来越慢……
减税并没能刺激台湾经济发展
问：为什么1990年代是个分水岭?
答：因为那个时候政治“解严”及其带来的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化后，台商开始全球流动，很多跑到岛外去，而它又不是内生性创新，而是受要素成本驱动。另外，台商透过外部经济发展回馈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同事林宗弘所概括的“叶克膜经济”(医疗上当人体功能丧失之后，血液循环这些要通过外面的机器来帮助维持)。换言之，台湾经济动能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内部。而且，林宗弘的研究还发现，台湾大型企业在中国大陆聘用的雇员数量已经比在台湾本地还多：台湾Top500企业在岛外的员工数是250万人，可在岛内只雇了150万人。
除了全球化之后企业跑出岛外发展，政府可以管制的力量也越来越小。在1990年代，台湾公营或“国有”事业占整个GDP比例还非常高，将近三成，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可以直接干预、或者管制市场，这个能力还很强。在那之后，政府的角色相对萎缩，私营企业的发言权、政治影响力扩张，开始干预、甚至影响政策，让整个经济政策对他们有利——这个情况现在越来越明显。
1990年代，台湾整体财经观点、资金政策，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就是开放市场准入，针对大企业减税，来刺激经济成长。台湾这20年来一直减税的结果是，税负程度基本上全世界倒数，只有12%(OECD国家平均35%)。当政府的税收低到这个程度之后，很多事情就没法做。比如台湾现在要创新，那就要更多的研发投入，而现在台湾很多大学都经费短缺。台湾现在少子化问题突出，出生率也是全世界倒数，政府用了非常多的方法鼓励大家生育，但年轻人都不愿意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没有足够的社会福利经费——包括生育津贴、公立托婴设施等。大家也喊了很久，因为没有经费，都做不到。负面效果已经显现——当人口没办法持续的时候，整个经济发展的动力都有问题了。
所以，这其实是很多平行线的结果，企业大型化、家族化，政府/国家功能的丧失，偏向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帮大型企业、富人减税……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负面后果，包括政治上、社会上，现在一些年轻人的不满很严重——对台湾的这种财经政策，对政府角色。像前几年的“三·一八”学运、像前阵子《劳动法》“一例一休”工时立法，基本上背后有一个很强的年轻人的世代不满的问题。
投射在政治上，台湾地区早期选举主要议题基本都是族群认同、两岸关系，或者是政治体制、要不要修宪等政治议题;现在经济议题、阶级议题这种以前比较少看到的议题，变成台湾政治上主要冲突的一个新的走势。
问：你认为台湾税收太低导致很多应该做的事情做不成。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台湾减税那么久、税率那么低，并没带来企业回流?
答：这其实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不能做很好的回答。台湾减税喊的最严重的时候大概是2008年、2009年，大量的声音认为，税太高，为了鼓励台湾经济发展，要减税。各式各样的工商协会，买下电视广告，引用弗里德曼的说法——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只能靠减税。我印象很深刻，整个社会基本上都弥漫着新自由主义那套想法，认为只要减税，台湾经济就会有更多投入，企业会投入资金去增加生产。而且，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已经到大陆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减税会让资金、企业回流。
但有趣的是，那之后的一系列减税措施，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且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减税之后——大概一两年时间，台湾遗产税从45%减到最低时候的10%，非常低了——钱大量从岛外汇回来，但基本上都跑去房地产、股票这些投机性投资，用在生产上的反而没那么明显。这造成后来有人批评，说这种减税基本上没有真正刺激台湾经济的发展。
至于为什么没有这种效果，要做更深的研究。我只能说，以前那套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通过减税、通过给大企业优惠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动能，基本上在台湾没有获得成效。基本上台湾这二十几年来的经济政策整体偏向于新自由主义这套逻辑，预期中的它的很多正面效果并不明显，反而很多负面效果显现出来。
在过去这二十年台湾财经官僚中，主流声音是要全球化，那也就要自由化。因此，台湾走的是非常美式的那套完全相信自由市场体制的路。可是很明显，台湾至少没有看到很强的效果，反而造成了一些其他的负面问题，比如现在台湾整个社会不安、政治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