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立报》23日刊登世新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特聘教授何宗武专文指出，因为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历史，战后的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一直相当的畸形：左脑想的是计划经济，右脑想的是自由经济，做起来则是不济于事。
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例如，台湾的银行体系一方面像日本德国的综合大卖场，一方面又学习美国业务分离式的金融监理。大学呢？经济学博士教授群都会大声合唱自由放任，谴责政府干预是一种保护主义，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社会主义；私部门那只看不见的手，才是市场经济的上帝之手，也就是价格机能(Price Mechanism)。事实呢？台当局作庄的大学才是最好的大学。没有一个公立机构的经济学者会主张扶持高教私部门，并让其壮大；嘴上讲自由竞争的人，骨子里却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台当局一方面推动同性婚姻与多元成家，一方面又喊生育率不足将有损实力。畸形的制度养成畸形的政客和畸形的学术人格。
玉山计划引起的种种讨论，世新大学社会心理系的詹昭能教授多次于公开平台检讨其内涵，本文就不赘述。然想要指出的是科技发展和玉山计划，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文化上的思想独立问题。除了本土的文史哲，学术研究的最高准则就是欧美期刊，因而养成了学术殖民地的依附视野。学术发展要能创新，文化上的思想独立性乃是必要条件。当台湾的科技应用没有创意时，就容易去找在西方沾水的华人来画大饼给我们看，或重金邀请欧美专家来台湾指点迷津。仔细看看他们讲的内容，不都是老生常谈吗？
这样就衍生出老鼠会的特征：你付钱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很重要；你再去让别人付钱，告诉他这个技术很重要。结局就是台湾连潜水艇的自制能力都没有，连整套能源产业发展政策都没有。
FinTech乃至AI 都是技术外衣，核心是创新的洞察力；科技创意没有独立的文化视野，创新就没有文化洞察力；没有文化洞察力的创新，其实就是加工模仿的代名词。台湾近数十年来的依附型科技发展，所呈现的问题就是不断创造花俏的新术语，把科技产业变成流行产业。从纳米到云端，一路走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大数据。Big Data多在硬件端做蛇吞象式的“比大小”，殊不知“由大返小”才是实质研发要做的事，对决策有用的资料范畴，往往不大。因此，大海捞针的艺术，才是回归问题的本质。就像没有人慢慢读一本书，再大的图书馆也不就是个空间。没有小数据的思考厚度，再大的数据库也不过就是个仓储。何谓大人？身高很高？体积很大？年龄很高？还是什么？科技的种种发展问题，就像用外在的年龄层，区分心智上的成年和未成年一样的荒唐。
第二个问题就是金融科技或工业物联网。产官学届嘴边上喊的就是金融机持续e化，继续电子商务模式；然而，实质应该是是由信息端发起的创新金融中介(Innovative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关键点在“信息中介如何让目前的金融不可能，变成金融可能”。不是“记账”，也不是“转账”，更不是“讨帐”。
从大数据的机器学习到深度学习，再嘶喊人工智能大未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导向的浅碟思考。我们可以观察这几年来台湾从南到北成立的各种相关中心和学程，基本上都是技术导向：程序语言、计算器原理、算法等等……写程序是一个高度流程性工作，但是洞察力却不能由流程制造出来。问题不是单方面的技术，不是大家写程序。是科技人的文化厚度，和文化人的科技素养。
在科技的创新上，明朝的东西厂都比现在要创新的多。基础研究务必是返璞归真，数理统计的一个方法论思维：若数据不是常态分布，则发现一个转换让数据的常态呈现，会有实质贡献。喧扰的科技市场，返璞归真才是教育的基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