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应该是自愿和与时俱进的，而应试作文常常忽略了这件事。”台湾知名作家张大春近日在北京作客中国新闻网访谈节目时对记者说，应试作文应更重视学生的思维能力训练。
今年的大陆高考刚结束不久，社会上对作文题目的讨论尚在持续；在台湾，每年关于应试作文该如何出题的争论亦经久不息。
张大春曾在去年出版的散文集《文章自在》序中提到，当前的各级升学作文考试，进一步将写文章美好、活泼以及启发思维的趣味完全抹杀。他对记者说，写文章是一个人有文字运用能力后表达的意见及思想，写文章应该是自愿和与时俱进的，而应试作文常常忽略了这件事。
张大春推算，一个孩子进入学校，从8岁到18岁，按每两周或一周一篇作文计算，如果长大后不以文章为生，大概一生也就写160至320篇作文。这数百篇作文，极少是由孩子自主命题或自发写作，而是不得不写。经过如此训练，他们自小就学会揣摩老师的命题深意、如何拿高分，甚至还有技术性判断。
在他观察中，两岸在面对应试作文这件事情有相似之处，但亦有不同感受。过去几十年，台湾的作文考题从解读曾文正公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多多少少算是种进步”，但仍停留在“术”的范畴，难以提升自主思考的能力；一次与北京四中、清华附中的语文老师交流，意外听到他们“与台湾教师不太一样的做法”——调动学生自主写作意愿、重视学生思维训练。“不过面对的老师都来自顶尖中学，他们可能在大陆还是少数”。
张大春时常教人“写作”，当回忆何时认识到自己会写文章时，他说，大概在小学五六年级，学校老师为其争取到给出版社投稿并“很有可能入选”的机会。根据老师意见交稿后，张大春发现文中有逻辑漏洞，更重要的是，按要求提交的作文“几乎不能说真话”。向老师提出修改请求后，张大春开始重新撰写文字。
从那时起，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写文章有细腻的且带批判性的逻辑思维能力。
“我虽然60岁了，离18岁已过了42年。但我总认为，离高中时代还没有太远。这并非指心境还年轻，而是指学习状态始终停留那个时候。”张大春透露，大学期间有五、六个学期都拿到奖学金，但所学并未深刻内化，“不断地写作，不断地找寻不同题材的写作方式，应该就是我在弥补少年时期学习的不够。”
大陆近期播出的亲子类综艺节目《诗书中华》邀请张大春担任嘉宾。他告诉记者，“基础教育”在其看来显得尤为重要。
被问及最近写作计划时，张大春说，还没有开始写新作品的打算，一些旧作还需重新打磨。他透露，包括《大唐李白》的剩余两卷及《城邦暴力团》的前、后传等都在持续创作中。
张大春还谈到当前台湾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的情况。
“刚到台湾的朋友，或许是媒体的报道、或许是口耳相传的风闻，都说台湾保留中华文化更好。”张大春具体解释，在其成长的阶段，大概有二三十年时间，台湾对国学有一种“义无反顾”的热爱；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基于一些民粹的风潮，台湾部分人出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抗拒。
他指出，这类抗拒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学校、家庭及社会教育上。举例而言，1997年，台湾立法机构曾杯葛宜兰太平山神木的保护经费。有民意代表给出的搁置理由是，神木是根据其年份由同一时期的中国古圣先贤命名，而所谓“不是台湾的志士仁人”。“古树的保护被上纲上线，这件事情是典型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