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12月2日讯 台湾《中国时报》今天社论说，侯孝贤创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电影美学，总是在中距离以外的镜头，不动地凝视着戏剧的推展。这样的电影叙事手法，为他在全世界吸引了崇拜者，也有不少国际影坛上的仿效者。
但若深入探讨“侯氏风格”的来源，其中绝对无法忽视的因素，是台湾贫乏而缺憾的电影环境。我们没有够优秀、够杰出的演员，可以经得起特写镜头的凝视；我们也没有充裕的资金、广大的片场，可供导演挥洒全景呈现。
换句话说，侯孝贤的成就，是建立在认知台湾的特殊环境条件上，正因为深刻体会这样的缺憾，为了应付现实、弥补不足，才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语言。
我们完全能够想像：一个具备了和侯导同等才能的电影艺术追求者，若是无视于自己面对的现实条件，一心想拍出好莱坞式的“大片”，或者是源自丰厚剧场背景而来的英国式细腻心理片，那么投入再多的努力，承受了再多的挫折，恐怕都还是只能有平庸、半吊子、不起眼的作品吧！
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虽然在台湾拍摄，但从资金到人才到技术，都是好莱坞提供的。除少数“本土剧”，台湾大部分电视剧，也纷纷到对岸去拍摄了。这是无从忽视、无法否认的事实。影视戏剧的土壤是如此，要怎样期待我们的电影有“小清新”以外的表现？又要如何期待台湾电影在设定以华人圈为竞赛范围的“金马奖”中，获取优异、亮眼成绩呢？
除非像民进党“立委”建议的，金马奖关起门来，只评选台湾电影，那样就可保证得奖的一定是“台湾电影”了。但问题是，那样办出来的金马奖，就对台湾电影环境有帮助？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台湾电影比输人家，而在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无法查知、更不愿去鼓励台湾真正可以赢人家的本事，老是以一窝蜂的单一标准来衡量成就。很少人意识到：这些年来，台湾电影在纪录片上的表现，远胜过剧情片。台湾有一批青壮派的影视工作者，他们认命地面对没有好演员、没有好剧本、没有充裕资金的限制，扛起摄影机，上山下海，把故事写在记录形式的作品里。十几、二十年的累积，在纪录片的语法、表现、剪接上，他们逐渐在建立台湾独特的风格传统。
不健全的制度，使得台湾的“公共电视”，始终无法发挥真正“公共”功能，然而以公视有限的预算，却也就足够在这些年中扮演起“纪录片摇篮”的角色，催生许多杰出的纪录片，更刺激出纪录片工作者的自主社群来。
拿当前的台湾纪录片，去和香港、大陆相较，一定只赢不输。拿去和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纪录片比较，也绝不逊色。可惜，这样的成就，大部分人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的“立委”们更是从来都不知道、更不关心。
为什么“政府”不能让已经有了如此杰出成就的纪录片，获得更普遍重视？为什么“政府”不能提出一套站在这个基础上的电影产业发展策略，在辅导、投资剧情片之外，开出另外一条由纪录叙事逐渐成熟虚构叙事的道路出来？
台湾今天的困境，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缺乏真正的自知与自重。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央”及地方的政府官员、“立委”，没有耐心实地去了解各个领域的面貌，习惯捡拾外来的标准，粗率地套用，这样怎么能准确看见台湾呢？我们不是美国、也不是香港大陆，我们需要的，是依照台湾具体条件量身订做的电影产业政策，不是一窝蜂的流行意见。
掌握庞大公资源的“政府”，有能力、也有责任鼓励投资真正的台湾特色。一窝蜂的事，一时讨好消费者的事，民间商业市场自然会做，不需要政府。一窝蜂的事，谁都看得到，也有很多人会投入跟随，这更不需要“政府”。相反地，“政府”应该提供更高更广的视野，提供未来的愿景，以视野和愿景对抗市场的一窝蜂，让从台湾现实土地上长出来的真实创意能够茁壮成型。
不过看看台湾各级政府一窝蜂地砸钱办跨年晚会，毫不在意地彼此抄袭模仿，让各地的活动都没有特色，若要期待公部门扮演起这种创意品味领路的角色，恐怕还得经过一段漫长时间的等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