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阵仗也显示，李宗瑞的逃亡、藏匿，与投案，皆是在某种人际关系的知情与协助下进行，检警只有坐等李宗瑞投案的份。而一现身即有三名律师陪同，也令人怀疑，一切的串供与湮灭证据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
检方以李涉犯加重强制性交及妨害秘密等罪嫌，有逃亡之事实，又有串证之虞，而向法庭声请羁押禁见；但台北地院却认为，李有逃亡之事实，但无串供之虞，只裁定收押，未禁见。
事实是，一罪一论，李可能涉及数十案；他在投案前，能串供的可能已经串供；但毕竟涉及多案，总有不及串供的可能。院方谓“无串供之虞”，不予禁见，究竟是认为该串的已经串完，或根本不将串供的可能置于心证之中，令人不解。
一般猜测，李应当已在安排“和解”，亦即进行串供；但毕竟他所犯的有些是公诉罪，倘听其运用家族财力串供和解，等于是纵容其用金钱去击败社会公义。然则，所谓“没有串供之虞”，不予禁见，是否有“网开一面”之嫌？
李宗瑞以“富二代”的财富拈花惹草，如今又要让社会见识其以“富二代”的财力面对诉讼。这一场金钱与司法的角力，就看李宗瑞要用多少钱去“和解”，及审检有多少能力维护社会正义？
地院认为“没有串证之虞”，未予禁见，极有可能为李家制造“串供和解”的环境；如今高院及时救济，自为裁定应予禁见，始扭转了形势。
我们要问，为何有些法官的“经验法则”，总是异于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