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此案在时间上与林益世案接近，绿营借题发挥，指控检调此时行动是意在“围魏救赵”，转移社会焦点。事实上，从检方接获检举侦办至今将近两年，原本预订六月底就要发动搜索，适巧碰上林益世案，而特意将行动延后，目的就在避免两案蓝绿抵触之印象。换句话说，以台湾异常的政治气候，其实是政治效应让司法人员深感忌惮，甚至延怠作为；恐非如民进党指控的，是司法在迫害政治。历经两次政党轮替，民进党还在弹“迫害论”的老调，不仅不合时宜，亦是欲加之罪。
司法对政治的忌惮，从这次嘉义弊案的侦办，即可看出明显的斧凿痕迹。经过一日侦讯，张花冠和陈明文立即以三百万（新台币，下同）和一百万元交保；检方的说法是，两人“犯罪证据明确，但已无羁押必要”。事实上，及早交保放人，恐怕也是检方不得不的选择；试想，一旦重演四年前苏治芬遭羁押时引起的绝食抗议等风波，地方检察机关岂有能力或胆识承担？检方没说出口的，就是对政治的忌惮。
也因此，检方让手握公权力的张花冠及陈明文快速交保，随后却羁押了张花冠之妹张锳姬、县府科员、环评教授等周边角色；这就涉嫌者的权责比重而论，似乎显得太不对称。不难想像的是，如此避重就轻的处理，柿子捡软的吃，也是检方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目的是在避免与政治压力直接冲撞。严格而论，这并非健康的心态，亦有失司法独立办案的精神；但在台湾的政治现实中，若不小心从事，恐将节外生枝。
由此看来，究竟是司法在从事政治迫害，或者政治在压迫及阻挠司法，使其无法正常、独立地办案，便浮现了另一种面向的解答。另一个极明显的例子，是高雄市环保局长李穆生最近突然的去职。
在林益世索贿案中，李穆生扮演了下令中钢公司对地勇停止供料及恢复供料的关键角色，疑点重重；但在林益世案沸沸扬扬的一个多月中，“特侦组”似无意对李穆生展开调查，仅将他列为证人。直到日前，传出壹周刊将爆料李穆生向陈启祥索贿五千万元前夕，李穆生突然深夜请辞，并获得市长陈菊批准。试想，对特侦组一个多月来的调查，李穆生不动声色；相形之下，媒体一篇传闻中的报导，就可以让他连夜请辞挂冠。两相对照，司法于他如无物，而媒体却可让他畏如蛇蝎；这种无牙的司法，能如何迫害政治人物？
看到检调发动雷霆万钧的搜索，其实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检调似乎做了万全的准备，就等着将贪赃枉法者绳之以法；忧的是，漫长的司法程序外加政治杂音四起的干扰，今天的雷霆行动，到最后究竟能捕捉到多少预期的社会正义？会不会是雷声大而雨点小，甚至草草办几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便结案收摊？
只办林益世而不追“另一串粽子”，是司法的画地自限。正在办蓝军就不能办绿军，则是政客的荒诞逻辑。台湾的民主要均衡发展，得要政治停止对司法的扭曲及污蔑，司法也要停止对政治的屈从及畏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