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12月18日讯 联合报社论指出,昨日的第三场政见辩论会,有12个公民团体提问,包括医疗、农业、环保、妇幼、教育、劳工、住宅、人权、司法、税改等;周四的那场文化提问,则有12位艺文界人士,轮番向三位“总统”候选人质询文化议题。
这是16年6次人民直选“总统”以来,首次有这种“分项”的政见辩论会。之所以出现这种形式的辩论会,原因之一是选情紧绷,形成“割喉战”,因此每一局部的消长足以牵动选情的力量增大,因而也相对提升了发言的地位与分贝;至于“文化提问”,则是直接因《梦想家》的争议而触发,俨然成了艺文界向政治部门的“挤兑”。
此种“分项辩论”,自能使政治部门对“国家社会”的每一项目皆赋予较细致的关注,这无疑是民主政治的深化。然而,这个现象却也可能引发两个大问题:一、“总统”的“宪政”角色是什么?比如说,“总统”要不要管“政府”是否出资赞助拍一部史诗级电影?二、在整体架构中,每一个“分项”,均是依靠“国家”政务的“主体”而存在;倘若将一场选举切割成各种“分项”的“割喉”或“挤兑”,会不会变成一场见树不见林的大选?
先谈“总统”的“宪政”角色。法官周占春判陈水扁二次金改案无罪,他说二次金改“非宪法列举的‘总统’权限”,无权即无责,因此何罪之有?周占春并指称,马英九过问湿地保留、捷运车次等事,亦已逾越“总统”职权的分际。确实,依现行宪制,“总统”的主要职权是在“国安三权”(国防、外交、两岸);但如今十二个社会团体就各门各类的“国政”质询“总统”,且仅艺文一项就有12人联手提问各种细节,这是否会“逾越‘总统’职权”?
七次“修宪”,留下了“总统权责不副”的大缺陷,但现实政治却快速将直选“总统”向“政治挤兑中心”的角色牵引,使得“总统”“部长”化,“总统”县长化,甚至“总统”里长化;这不但是“宪政体制”上的重大疑义,就实际而言,要“总统”候选人对每一个经纬万端的细项发表一分三十秒的政见,但见有人低头看着“考古题”念稿,还是坑坑疤疤,难道这不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再论“分项”与“主体”的关联。台湾的政经问题有一个主体,那就是“国宪认同”与两岸政策,这是台湾的政经脊梁,且这个主体与脊梁又深入牵动着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动能。亦即,不同的“国宪认同”与不同的两岸政策,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情态与两岸氛围;而不同的社会情态与两岸氛围又会影响台湾出现不同的经济生态;接着,不同的经济生态及经济实力又将影响在各种“分项”之间的“分配正义”的形态与能量。
换句话说:有根有干,才有花有果。不同的“国宪认同”及不同的两岸政策,就是不同的根与干,必会生出不同的花与果。
晚近以来,时闻“少谈两岸及国宪问题,多谈经济问题及各种分项的国政”的说法;此类说法虽可理解其现实关怀,却可能成了舍本逐末,避重就轻。因为,不谈根与干,如何谈花与果;这是台湾政经情势的特有负担,不能见树而不见林。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此,就各别分项利益的社群而言,当然有权向各别的政党及总统候选人“挤兑”,他们要的是花与果;但各别的政党及“总统”候选人,不能只利用分歧的社群利益,施展“割喉”战术,而必须先提出足以支撑供养这些花果的根与干。这才是“总统”最重要的职责所在,也是昨日辩论会在交互诘问及结辩中出现的焦点。
基于此种思维,本报社论特别重视“国宪认同”与两岸政策在此次大选的效应;因为,这是根与干的问题,回避或扭曲这个问题,则无法谈花与果。因而,在选战最后阶段,各政党及各“总统”候选人皆应回到“国宪认同”与两岸政策的脊梁议题,脊梁不正,整个躯体四肢都会扭曲、变形、失能。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解严后二十余年来多数国人的亲身感受与体悟。
不要再切割、撕裂、扭曲这场选举的议题,根、干、花、果必须同时呈现;刨根斫干,不可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