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的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可真复杂。坐在一起谈谈，就走过了近40年的漫漫长路。早在1955年的印尼万隆亚非政府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向世界传达了愿意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意愿，又在1963年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安排，这一系列对台政策系统化地呈现在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中：“首先应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可惜大陆一直没有得到台当局回应，1979年，蒋经国仍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来回应“三通”。
但民意蓄势欲发。笔者听到过的一个小故事是那个大背景的浓缩，台湾的一个公务员团队途经香港，其中一位晚上偷偷到饭店总台寄信到大陆寻亲，没想到突遇自己的处长，他吓得反复解释，那位处长说：“你什么也别说，我什么都没看见。”寄信人回到台湾惴惴不安，半年后平安无事才平静下来，从此他视那位处长为终生好友。“要知道，如果他告发我，我就是‘通匪’啊，要坐牢的。”
寻亲是常情，老兵把“想家”二字写在背上是被压抑的常情的宣泄。1987年，蒋经国离世前终于开放老兵回乡探亲，自此，两岸的铁门拉开，探亲、观光、做生意的人络绎于途。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1993年，两岸经由海协会和海基会首次坐在谈判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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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小故事。辜振甫先生在回忆录中记载，当年他步入协商会场时，施明德率民进党在门口抗议，施向辜高喊：“你不要出卖台湾”。协商就是“出卖”，就是“投降”，这是当年不少台湾人的冷战思维。2005年两岸两会复谈后，又有政客、政党的恶意挑动，在台北上演了包围海协会协商团队、砸车、伤人的野蛮闹剧。“这不是台湾人的待客之道，更不是民主社会该有的素养。”一位亲绿学者都出言批评。
从“三不”论到“出卖”论到“抗议秀”到日前的八成民众赞成，两岸协商闯过重重关山，凭借毅力、智慧和信心为两岸走出了一片新天地。协商越深入，难度会越大，但回首来时路给我们以力量：我们已经走出来，我们还将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