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时电子报”12日发表了“辱台官员”郭冠英的作品--《本省外省，都是一家》，全文如下：
我从加拿大被紧急召回台北，飞抵台湾上空时，一片白云，只有中央山脉突起在云端。我看着圣陵线的最北端，那是大霸尖山。我想，退休后一定要做一次圣陵线纵走。
每次走在这些高级的地方，看到那些和善的山友，我就觉得，这里真是美丽。“婆娑美丽的美丽岛……”，我是最早唱着李双泽的这首歌的人，还在电视节目“六十分钟”里把它纪录下来。当时，我们真是这么想、这么看。
我一直盯着那个酒桶山看，直到飞机穿云落地。一出机场，闪光灯此起彼落，我到了现实的台湾，被追问：“你爱不爱台湾”？
我想说：“我不爱，一点不爱”。但我爱大霸尖山，我爱山东的太鲁阁，我爱山壁下的的苏花公路。我在去年七月间，还一个人在这里走了一趟。我用走的，一路搭便车，我搭了货车、卡车、摩托车、轿车，司机有平地人、原住民、小商人、工头、学生、军官，还有警察，他违规的载我这个没有戴安全帽的路人一程。这些人，我都喜欢，我都感谢，谈不上爱，但他们确实可爱。我把这段旅程写成了两篇文章。
当那位原住民军官一家，送我花莲车站，他那可爱的小孩向我说：“一路保重”时，我接到台北办公室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接多伦多新闻处主任，问者是本省人，我们并不亲。
斯土的回忆
我生在新竹，出国前，我特地去那里走了一遍。我的老家在文化中心旁边，已夷平成了一块小公园。我在保留下来的大榕树下，坐了很久。
从小学到高中，我读的都是新竹最高级的学校。我的小学，竹师附小，更是有名。我的同学们感情很好，毕业了快五十年，我们还每三个月就聚会一次。这次我出了风波，同学们马上问：“我们是不是再办一次同学会，为他打气？”
如果“高级”，是指生活富裕，那我这外省中级军官的孩子，实在比不上我的本省同学，他们多来自新竹的仕绅家庭，是医生或殷商。他们弹钢琴，我则不懂五线谱。他们住在两层的水泥洋房里，我家只是竹篱笆围起来的日本榻榻米房子，四家分住。他们的便当打开是干干净净的鸡蛋肉片，我的则是些杂乱的五花肉，我还记得打开自己便当的羞惭感觉。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比其他学校的人好，他们是光脚，我们有皮鞋。我们同学间经济虽有高低，但我们感情仍然很好，维持五十年，会到我们终老。可是一直到去年，有位同学拿出她刚逝的父亲的照片，她父亲也是我小时的医生。照片上写着她父亲与日本行政长官后藤新平的关系，我这才感到，我们之间的差异，不是外省、本省，其实是中、日之别。我们小学的感情，是克服了省籍差异，但国族的差异却仍然潜伏着，一旦有人挑起来，我们的感情、认同，就会受到冲击，这就是台湾过去廿年来的发展。
小时我们认识一家，与我们很亲，他们是外省人中最“高级”的，高到不能再高了，但在时代的变迁中，他们的生活却很低级，或许这么说，“困苦”吧。他们的生活还要靠我家送点小东西而有点欢乐。后来这个人又回到了那最“高级”的环境，他可能不再回新竹看了，也不再认我这个儿时朋友了，但他在我这件风波中，竟骂我变态，我真有相煎何急之痛。如果“台独”把我调侃的“高级外省人”说法当真，那我理直气壮的承认。正如詹宏志所说，我们确实是“知书达礼，安分守己”。但看到这个外省人的表现，我实在感到脸红心虚。
在我小时，台北是多“高级”的地方，我坐着父亲的吉普车，顺着省道晃两小时来到台北，真是兴奋。我到了圆环，吃了蚵仔煎，视为人间美味，所以我才会对圆环有分感情，才会对它的消失感到失落，才会写“绕不出的圆环”，就像我写“中华商场”一样。这种怀旧喟叹，怎么会扯到我是“高级”，因此瞧不起那些自认“低级”的人呢？
九二一地震第二天，我就到了现场，我也写下了我的感受，那是地震后第一篇上报的长文。我又怎么会不关心这块土地？看着一位高大的外国记者在拍放在冷冻棺材中罹难者的脸，我真想叫他别拍这些痛苦的画面了。我这时会想躺在那里面的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是，我是有厌恶的时候，当我看到满山的槟榔树，被震得一片片的大滑坡。我会想，种这种对水土保持不好，又对身体有害的植物，做什么呢？
斯人的故事
我的太太，是赵耀东的堂妹，他们是江苏的盐商，殷富，可是这家的女儿，嫁给我这“中级”的外省人，过的却是很普通的生活。我们搬了近二十次的家，每次都是我先走了，她在善后，这次更短，不到两个月又回来了，但她一直甘之如饴。她家对我很好，赵耀东更是喜欢我这个小妹夫。我在她们家，从没因没钱受到轻视，反是以聪慧受到重视。他们家在大陆豪奢的日子已过去，在台湾平淡的日子反更和乐。
赵耀东死了，有位本省人立刻来家致悼，坐了好久，后知马英九要来，他就走了，王不见王。他是施明德。赵家不知怎搞的，很支持施明德。我以前知道，还向大哥说我反对，施明德搞台独，不应该支持这种本省人。但后来，在施明德选“立委”，他最失意的时候，我经过他那冷清的竞选总部，还是去捐了一点钱。我不同意他的理念，我敬佩他至死不改的坚持。这点，他高级。
我一直想送施一个东西，这本来是属于他的。八○年代末，我在“新闻局”做最简单的“回覆人权信函”的工作。这些来函大多是呼吁要释放施明德的。我都以制式函回覆，上面写：“施氏有害国家安全，此与言论自由无关”云云。没想到，现在这种回覆，可能要适用到我身上了。我把来函的邮票收成了两本集邮本，本要送给两个儿女，后来，我想还是应该送给施，我甚至想义卖个百万元，捐给他。
当我第一次外放结束，离开纽约时，来接我的是个本省人。他一直支持“台独”，从未隐藏他的想法，后来他做到副局长。当局里很多人嫉评他升得太快，我为他辩，说他其实升得慢。他对“台独”不改坚持，比你们这些见风转舵，人鬼言殊的人好多了。2008年蓝赢，他辞职，我追出去向他说再见，他已隐入夜色中走了。
还有一个本省人，绝对的“台独”，当我那些同事，包括些外省人，阻挠我外放时，我拿着我的成绩去与他谈。我隐藏了我大统派的立场，等于欺骗了他。他接受了我的说词，直接点我外放。他是叶国兴。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去看他，说谢谢。
姚文智，现在恨得我牙痒痒的，若他知道他要关TVBS时，是我代表“新闻局”同仁在报上投书反对，他不知会怎样想。我还配合退休的处长们，在“新闻局”内筹钱给TVBS代缴罚款。这些匿名的捐款者，多是本省人。后来，法院判决“新闻局”这项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是错误的，TVBS拿回了缴交的罚款。则我们的那些作为，又有何不对？
还有黄智贤，本省人。蒋夫人死了，我写评论批评这位“最最高级”的外省人、中国人，甚至美国人。黄智贤大不以为然，写文章为蒋夫人辩，我们反而成了好朋友。
还有张超英，也算是个本省王子。他与我很好，因为我俩都懂电视，都爱摄影机。我们从纽约就熟识。他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要约我见面，谈谈一些计划。他死了，回忆录写了他在“中华民国”下，偷偷搞“台独”，推翻“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那我不也是一样吗？我是在他们快达成的目标下，偷偷的在保卫“中华民国”啊！
张超英的爸爸反日，一元租其屋给“中华民国”领事馆，以见青天白日旗在他家升起为悦，但“二二八”后，他又对“国府”失望，终身不再参加政治，儿子成为联日求独。但张超英死了，在葬礼上把“政府”褒扬令交给其家属的，竟又是陈仪的后人，历史是如何的吊诡？
多摆了双碗筷而已
最后，说这段事做结束。九○年代，我调派在温哥华时，那里有很多“台湾之子”，他们父母来报到做加拿大人后，又回去爱台湾，把他们丢在高级的异邦。他们是我儿女的同学，把我家当活动中心，整天到我家来吃喝，我太太把他们当自己小孩。我虽然向儿子笑说他们是“歹仔”，但我出去玩，去露营、去爬山、坐飞机、划木舟，都还带着他们去，我的VAN能装多少就多少。他们的青春，有我家的深刻印记。他们读完了书，有的回到台湾，有的去了大陆，少数留在加拿大，一直与我家保持联系。这次我风波出来，他们非常关切，写电邮给我太太说：“郭妈妈，不要怕，我们共同养妳。”
有一个歹仔，从南极回来，给了我们一封信，他说想为延续2041年到期的“南极公约”而奋斗。信中说：“在旅程中，有人说，调查显示，会关心并致力于保护环境的人，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小时候曾经接触过大自然。接触的频率越高越深，对往后的影响越大。所以感谢您和郭爸爸之前去哪都带我去，没有小时候的启蒙，我也不会有今天。”
在南极，他会想到本省外省，谁高谁低吗？他想到的恐怕只是我在野餐桌上的叫喊：“吃饭了！”。
我们，不过就是多摆了双碗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