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6月25日讯 马政府5月上台后重新启动两岸两会复谈，而在这一股“两岸热”中，“立法院”的角色相当被动，甚至有被边缘化的现象。面对这种态势，“立法院长”王金平罕见地在日前提议要订定“两岸订定协议处理条例草案”，此议并即获得民进党团的唱和，呈现“依法施政”与“权力竞逐”间的微妙互动关系。
台湾《工商时报》今天发表评论文章说，王金平所提的草案，事实上就是1997年和1999年国民党还在执政时“陆委会”所提出的版本，强调未来两会所签署的协议，凡涉及明定应以法律规定或修正之事项、人民权利义务事项，以及牵涉“国防”“外交”财政及经济上利益的重大事项等，都应送“立法院”审议。足见在当时的执政者，也认同两岸协商所为的决议事项，应受“立法院”事后的监督审议。
不过，王金平在旧版的基础上，却又额外增加“必要时立法院得派员参与两岸协议谈判”，以及出发谈判前必须先与“立法院”举行秘密协商会议筹条文。王院长此举，似乎印证近代代议政治鼻祖英国国会的一句俗谚：“英国国会除了不能让太阳从西方升起外，其它几乎无所不能。”不过，以台湾的宪政体制与实践经验，“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各有职司，对于关系重大的两岸协商决议事项，进行事后的审议，甚至事前的质询与整个过程的监督，自然是“立法委员”份内应为之事。但如果要让“立法院”在协商谈判过程中也跳到第一线扮演角色，不管美其名为集思广益或发挥实时监督功能，事实上都无法避免“立法权”干预“行政权”的质疑。而证诸世界上实行议会民主政治的国家，特别是非实施内阁制的国家，更不可能出现类似混淆体制权责分际的现象。
同样有待商榷的是，民进党团在唱和王院长提议的同时，另外也加码主张参与两岸谈判者应遵循利益回避原则，并主观期待适用对象除了海基会之外，也应包括政党人士。文章认为，检析民进党团的此项提议，与王金平的提案倒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前者以监督为名，衍生干预“行政”的质疑；后者则以利益回避之名，要扩大适用对象及于非政府公权力授权的民间社团人士，而浑然忘却不具公权力或受公权力委托的民间人士，根本不应是“立法职权”的行使监督对象。
文章称，换个角度来看，王院长和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并非政坛生手，焉有不知权责分际和职权行使权限的道理。他们的出格言行，倒是凸显相关当事人内心的不安，包括对权力可能失落的不安，以及对两岸情势发展前景源自内心深处的不安。就前者而言，王院长如果只是安于担任“国会议长”，对马政府推动两岸协商谈判，尽可能依常轨扮演事前提出质询，事后要求审议的角色即可。但正因为他又是执政的要角，偏偏在决策推动的过程中，一直苦于没有参与的角色，因此以强化“国会监督”之名，希望有更积极的角色扮演空间，或至少免于被边缘化。
同样情形，检析后者提出利益回避的原则，自然是政治正确，但不只要检查政府主管部门，以及获授权的海基会，甚至要及于政党人士，自然是源于唯恐台湾利益被出卖的深层恐惧。但这种恐惧和不信任感如果不加节制，而又祭起利益回避的大帽子，倒可能出现类似麦卡锡主义的绿色恐怖。比较正确的响应模式，似应参考该党大老前海基会副董事长张俊宏所言，与其消极掣肘抵制，不如敞开心胸，面对形势，追求双赢。
包括“立法院长”和民进党“立院”党团面对马政府上台后两岸形势的转变，颇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失落和焦虑感，在响应上自然不应因而做出淆乱体制分际的错着。不过两岸政策要能行稳走远，马政府的确也不应轻忽内部这种可能的反弹异声，如何因势利导，强化“行政立法”的协调沟通，争取朝野政党的最大共识，在在考验执政团队的智慧与能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