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
上观新闻：写这些作品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蓝博洲：因为这段历史被刻意掩盖，最难的就是你要去摸索，写什么人、怎么写，只能在采访中慢慢确定。
我采取的“循线追查”的方式，和当年特务手段差不多。第一次采访郭琇琮遗孀时，她甚至怀疑我是“警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派来的。很多时候，我的采访对象是上一位采访对象介绍的。他会提醒我，某个人值得你去写出来。这样积累的越来越多。
还有，就是如何让这些幸存者开口。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你不问他们，他们不会开口；即使开口了，有顾虑也不会全说。让幸存者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受难史，要有一个过程。唯有抱着诚恳的态度，才能消除他们猜疑、取得他们信任，接受采访。
访谈过程中，如果他发现我对这段历史了解程度比他更深，他就会把知道的都跟我讲。很多人都是在听你开口后，才决定跟你讲几分。
上观新闻：会不会有对方愿意讲、但不希望你发表的情况？
蓝博洲：有的。新闻职业伦理还是要讲的。如果对方明确说“这段先不要写、不能写”，我大多会尊重对方意愿。但是有些情况还是可以商量的。比如，在采访锺浩东校长遗孀蒋碧玉女士时，她提出不要写“光明报案”，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地下党，她担心“影响”不好。但我跟她讨论后，还是在《幌马车之歌》中提到这件事。发表后社会反映不错，她就接受了。
我的写作态度很简单，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下，根据力所能及采集的史料，去叙述我所认识到的历史与人物，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当然，全面建构历史的事实需要一定时间的。《幌马车之歌》既是历史，也是具有小说形式的非虚构报告文学。
上观新闻：私下里你和受访者关系如何？
蓝博洲：自由撰稿人的收入微薄。有时我没钱住旅馆，就会住在受访者家中，大家一起喝酒、喝茶、聊天。我们建立感情，可以谈出很多东西。
不能因为文章发表后，“利用”价值结束了，就不再接触。相反，我在台湾时，路过某位采访对象家时，大都会去拜访一下，和老人家聊聊天。我觉得这不算是一种打扰。当然如果对方不欢迎我，那是另外一回事。
一次，我陪蒋碧玉女士来到大陆桂林。清明节那天，我们在公园里，看到一群年轻人举着红旗站在烈士铜像前。老太太站在旁边看，说“以后我的事情你要处理的”。也就是说，她希望有一天，这段历史可以得到真正平反。她把我们当成同志关系。很多事情，不是你书出版了，就结束了。
上观新闻：你笔下人物最让你敬佩的是哪点？
蓝博洲：他们的理想主义，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我常常问自己，我能做得到吗？他们是当时台湾社会的精英分子，拥有爱国主义情怀，却遇上那牺牲最惨烈的年代。这样的精英断层，才会有今天“台独”的土壤——流了爱国人士的血，“台独”分子却收割了台湾人的悲情。在别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很可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