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蓝博洲先生是在龙柏饭店一楼大厅。疫情之下，他从台湾到大陆后已隔离14天。受台联之邀，60岁的他来此参加《寻找祖国三千里》史料图文展。
留着黑白相间胡须的蓝博洲颇有北国侠士之风，而他社交媒体的头像背景是鲁迅先生。“那时，鲁迅作品在台湾是禁书。我读的第一本是香港盗印的《呐喊》，大学同学晚上偷偷给我，我连夜边读边抄。”他说，鲁迅是他的精神导师。
蓝博洲定义自己是“自由撰稿人”，做的是台湾民众史研究。准确地说，他关注的，是台湾近代史中最讳莫如深、最被刻意遗忘的那段——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历史。
在他笔下，有台湾青年的理想与信仰，也有那代人的家国苦难。作品《幌马车之歌》中，记录下台湾乡土作家锺理和的话“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寻找祖国三千里》中，放弃东京帝大学业辗转来重庆的台湾青年吴思汉说：“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这些身披历史尘埃的先贤遗愿，冲破厚重屏障，如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历史在这里沉思。蓝博洲希望，自己像他所敬重的鲁迅先生那样，说真话，当真的猛士。而许多人说，写这样的作品，需要自身如良医，能体会罹患绝症者最深的伤痛，并用这样的伤痛来警示当下。
“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上观新闻：你怎么会关注这段历史？
蓝博洲：我是台湾的客家人，台胞六代，1960年出生在中部一个小镇。在台北读辅仁大学时候，我开始接触“二·二八”事件与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对于这段历史，长辈们都劝我们莫谈“国”事，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恐惧与焦虑来自哪里。
1987年，我加入作家陈映真先生领导的《人间》杂志社。那年正好是“二·二八”事件40年，“台独”派希望将此定性为“外省政权迫害本省人”，陈先生想通过田野调查与写作，告诉民众“二·二八”事件真相。
我被编入了这个专题小组。在此过程中，我走近那批死于白色恐怖之下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出自名门、受过良好教育，为了社会、为了理想、为了祖国不惜生命。我想，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我要尽可能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展现历史真相，对抗“台独”思想。
上观新闻：1987年7月，你第一篇报告文学《美好的世纪》发表。你是怎么挖到爱国青年郭琇琮的故事？
蓝博洲：历史的迷雾实在太厚、太重。我只能用当年台湾情治部门的做法，“抓到一点，循线追查”。
1987年春节后，我先去向白色恐怖受害者林书扬先生请教。为了避免电话监听，事先我没跟他电话联系。趁着监管他的管理员出去抽烟的功夫，我溜进了他家房间。他悄悄告诉我，当时有位相当优秀的台大医学院毕业生郭琇琮，因为在台抗日被捕后迎来台湾光复，之后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被国民党杀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
郭琇琮的经历点燃了我寻找那段历史真相的希望。我请老先生帮忙联系郭琇琮的遗孀。
上观新闻：他帮你找到了吗？
蓝博洲：他有点为难，因为不知道郭琇琮遗孀在不在台湾。林先生甚至在狱中听说，当年他们夫妻一并被害。尽管如此，他还是答应帮我去打听下。一个星期后，我在一对抗日前辈夫妇家中采访到隐姓埋名40年的郭琇琮遗孀。在采访最后，她告诉我，临刑前最后一天，郭琇琮留给爱人的小纸条写着：“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上观新闻：作品发表出来效果如何？
蓝博洲：据说，当时台湾当局搜购大量当期《人间》杂志，以减低它的社会影响力。我也被郭琇琮的理想主义触动，决心投入挖掘这段被湮灭的历史中去。从此之后，我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开始从事台湾民众史的调查与采访。
上观新闻：你的第二部报告文学《幌马车之歌》，写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也就是锺理和的二哥。
蓝博洲：1949年秋天发生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是台湾白色恐怖的开端。（1949年7月，台湾地下党将进步刊物《光明报》寄到台湾省主席陈诚官邸，引发岛内情治机关追查，锺浩东因涉事被捕遇害。）
我想了解这段历史。于是在1988年秋冬之交的午后，我来到台北宁夏路一栋老洋房的二楼，就着桌前一盏昏黄的台灯，对锺校长的遗孀、蒋渭水先生的女儿蒋碧玉女士进行访谈。
我还清楚地记得，讲到锺校长牺牲那段时，为了转移内心悲痛，蒋碧玉女士站起身来，从隔壁房间中拿来一本封面泛黄的相册，封底夹着两页信纸。这是锺校长在10月2日写的遗书。蒙她允许，我仔细读了一遍，遗书思绪通畅，中间只有一段出现几个字涂改，似乎是在考虑如何向爱人陈述即将面临死亡。
我想知道，在军法处押房偷偷写遗书的锺浩东，内心是什么感受？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觉悟，让一个正值壮年的生命勇敢地面对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1950年10月14日清晨，锺浩东唱着最喜欢的《幌马车之歌》，从容走向刑场。
写这部作品的那时候，我在台北近郊租了一间简单的寮舍，没有电话，没有人打扰。我整理出历史见证者的各个口述片段，最终写出这篇纪实文学。1989年，侯孝贤导演根据其中部分情节，拍摄出赢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电影《悲情城市》，1994年，他再度改编《幌马车之歌》，拍成电影《好男好女》。
之后我还写了《台共党人的悲歌》《寻找祖国三千里》等纪实文学，都在大陆公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