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滨花园酒店隔离点。 （中国台湾网 发）
2月初，武汉发生新冠疫情的危急时刻，在汉台商、湖滨花园酒店董事长杨东彦第一时间联络到武汉市台办台商服务中心负责人朱永林，主动提出“希望将自己旗下的酒店贡献出来，做为政府的一个防疫隔离点”的想法。在市台办积极协调帮助下，2月6日，武汉市洪山区政府确定将湖滨花园酒店作为预备防疫隔离单位。
当被问到为何会有这样的义举时，杨东彦说：“我1991年来到武汉，在汉多年，早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湖滨花园酒店“台资隔离点”小记
武汉市洪山区防疫指挥部下文，经台商自愿，征用湖滨花园酒店为防疫隔离点。 （中国台湾网 发）
2月初，杨东彦联络武汉市台办表示，只要政府需要，愿意将旗下酒店用于防疫隔离；2月6日，武汉市洪山区政府确定将湖滨花园酒店作为预备防疫隔离单位；2月13日，武汉市洪山区防疫指挥部正式下文，经酒店台商自愿，征用湖滨花园酒店为防疫隔离点；2月13日，酒店工作人员配合防疫部门对房间进行清理，酒店房间的原有布巾及用品一律撤掉，仅保留了烧水壶。酒店原有客房二百余间，清理出可用隔离房110多间，共150多个床位，其余房间用于储藏设备等。随后洪山区疾控中心对所有房间进行了消杀。
为了配合防疫部门的运作，酒店留下了保安、工程、现场经理等10位工作人员在一线。2月13日至今，这个“台资隔离点”先后安置了附近小区需要隔离观察的人员近二百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隔离点仍在运作中。
“疫情最重要的是做好隔离”
同时身兼台湾“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长的杨东彦，目前忙于汇总各方医生的防疫经验，再形成系统的防疫建议，为台湾的相关防疫部门提供参考。
“因为个人这个职务的关系，周围的朋友很多都是医生，他们告诉我，疫情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做好隔离，所以我第一时间想到了我的酒店，正好非常适合做隔离点。”杨东彦说道。
杨东彦是第一批进驻武汉投资的台商之一，他开办的湖滨花园酒店，是当时武汉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也是面积最大的“花园式”酒店。酒店位于东湖之滨，周边相对独立，占地约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以中国风式的红色宫庭设计为主，在当地知名度较高，被称为“红房子”。
“酒店占地面积大，空气流通性也好，非常适合做医学隔离，因此提出自愿辟做隔离点。当时武汉已经封城，但隔离点还不是很多。”因为身在台湾，受封城影响，归心似箭的杨东彦没法回到武汉，只能委托酒店方面的负责人全权代表他，响应和安排防疫部门的一应要求。
“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算什么”
杨东彦有想过飞到长沙，再从长沙开车返回武汉，“因为觉得那里更需要我”。但受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只好打消了念头。1961年出生的他，毕竟已不是一个年轻人了。“只要结束封城，我肯定第一时间回武汉。”
湖滨花园酒店隔离点。 （中国台湾网 发）
杨东彦将酒店贡献出来做隔离点的决定并不是一帆风顺，身边的亲戚朋友，包括酒店员工都很不能理解，他为何要冒着日后亏损的风险将酒店做为隔离点。
“他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做了防疫以后，生意肯定会受到影响，往后顾客也可能会有不好的联想。预计疫情过后至少半年，酒店的生意无法走上正轨。“一个月有可能损失在百万以上。”杨东彦说道。
面对众多反对的声音，杨东彦依旧坚定决心，积极推进酒店作为疫情隔离点。“我觉得个人不重要，国家整体利益最重要，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一点牺牲算什么。我告诉他们，钱少赚一点，死不了!”
“这一点我可能受祖父影响比较深，祖父为人刚正不阿，重视民族大义。”杨东彦祖籍吉林，祖父杨元曾在上海任枢密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上海法院院长)，后随国民党迁往台湾。
“祖国的‘战疫’工程太了不起了”
从小被祖父带大，杨东彦怀着一颗赤子之心，1989年，28岁的他便回到祖国大陆发展，“现在每年我有三百多天呆在大陆，在大陆这三十年，见证了祖国的巨大变化，北京从当年满街脚踏车，到现在的车如流水。以前从武汉到深圳、北京要一天，现在坐高铁只要四个多小时，太方便了。”
谈到这次大陆的防疫工程，杨东彦更是赞不绝口，“快速建立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建了那么多的方舱医院，几万人的医疗团队支援湖北，这种防疫工程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才能实现了，这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杨东彦也直言：“现在很多台湾电视节目报道大陆的疫情很离谱，在上面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实际上在挑拨两岸的民族情感。”民进党当局禁止口罩出口大陆，却把口罩生产攥在手中，一片成本仅1元新台币的口罩，要卖到5元新台币，“大陆这边口罩是用来送的，台湾这边是用来卖的”。
面对有台湾朋友说大陆“封城”是种“不自由”的的言论，杨东彦表示“封城有什么不对，台湾只有2000万人口，而仅武汉就有1500万，防疫的难度可想而知。牺牲小我的‘不自由’，才能成就国家的‘大自由’！祖国的‘战疫’工程太了不起了，希望武汉‘抗疫’早日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