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平凡百姓，路人甲百姓，听说武汉得了重感冒，戴口罩，用行动回应!” 来自台湾的导演薛颖穜在他武汉的住所弹唱自己创作的歌;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台湾少数民族创业者杨品骅不断将疫情防控经验分享给部落亲友。4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多名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等待开工的日子里，分处武汉、北京和台北的他们录视频、玩音乐、做计划，虽然疫情对他们刚有起色的事业造成不小的影响，但每个人在困难面前显露出的理性和乐观让记者印象颇深。
谈困境：我知道大陆对疫情的掌控力和执行力没问题
来自台南的张耿彬是一家电子雾化器企业的创始人，在采访中，他自称是“从小有创业梦想的农村孩子”，2006年，他在负责淘宝网台湾频道的工作中发现大陆电商市场巨大的爆发力，“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要创业，一定要来大陆。”三年后，张耿彬来到大陆闯荡至今。
突如其来的疫情应该是张耿彬这些年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他还记得23日武汉“封城”消息传来时，自己突然意识到疫情严重了。从除夕开始，张耿彬再没有出过门，只在家处理公司事务。“公司的主要业务在线下，以往过年都卖的很好，过完年都要赶紧补货，但现在业务量大减。”同张耿彬一样，“七爷清汤腩”餐厅的合伙人苏奕嘉也面临疫情带来的困难，“其实对我们餐饮业来说，现金流一旦断掉，中小企业可能就会面临倒闭，或暂时缩小规模，不过我一直对疫情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慌，我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没必要再去过多思考企业接下来怎么样，因为现在更重要的是疫情应该怎么度过。”
张耿彬说，台湾的亲人曾劝他回去，“我就想，自己创业本来就很难，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份成绩，不想轻易放弃，我们有很多同事，又有很多信任我们的股东，所以我还是会全力以赴，尽力渡过难关。”
张耿彬说这些话并非安慰自己，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对疫情防控前景比较乐观，“因为我在大陆生活也有10年了，知道这疫情如果在其他国家爆发，肯定是完全失控，会很严重。但在大陆，我知道政府和民众的掌控力、执行力是没问题的。”
谈坚守：我要留在武汉表达支持
薛颖穜决定留在武汉，他告诉记者说，疫情暴发后，武汉台办很关心当地的台湾同胞，“昨天他们还问我们要不要回去，我选择不回去，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在这边跟病毒奋战，坚守岗位，而且有些还愿去做一些危险的工作，比如去帮助大家发口罩或防护服，我要留在这里表达支持。”
这是当初甚至让他放弃广州发展机会的城市，在被问到从事文化产业为何不选择一线城市时，他给《环球时报》记者的理由是“武汉有太多的文化素材，而且大学密集，这会是文化产业的沃土。”
薛颖穜表达支持的方式是创作歌曲，目前他已经完成两首，分别叫《英雄武汉》禾《为武汉歌赞》，他用微信给记者传来两段自己弹唱的视频，希望记者能帮助转发。他说，自己平时很关注媒体和社交平台，看到近期有人为一些话题争论，“我觉得现在重点在于做实事，这个时候有好多人回不了家，他们在前线工作需要支持，因为他们比我们风险更大，大家应该关注怎么样提供具体帮助或鼓励，而不是在这个时候指手划脚、纠正别人或者评判谁对、谁错、谁怎样。”
苏奕嘉也坚信做实事能让困难更快过去，他告诉记者，台湾当局禁止出口口罩，限出境旅客携带口罩不超250个，“一开始，当局告诉台湾老百姓‘口罩一定够’。结果台商们在组织自主带口罩捐赠武汉的时候，民进党又搞‘口罩征用’，结果我们没能第一时间完成援助，台湾还是出现口罩荒。”3日，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下令，从6日起购买口罩将采实名制，民众需使用健保卡在全台6000多家健保特约药局购买，每个人在7天内限购2片。“从台湾选举至今，有人越来越喜欢炒作两岸的对立和撕裂。我们为什么不用心去做值得做的事呢。我相信还是有蛮多台商很关心大陆疫情的，这样的声音不能被岛内某些人操弄意识形态的行为盖去。”
“我如果是医疗专业的，我会直接志愿到第一线去，在家呆着‘虚度人生’也不是办法。”苏奕嘉笑着对记者说，他今天看到朋友圈有基金会在招志愿者，自己马上就申请了，“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在打听，我不是医疗专业的，最多能帮忙搬东西或做一些文书处理的工作，安全风险肯定有，不过我还是很相信国家在这方面对人民的保护。”
谈防控：很多细节台湾做不到 大陆做到了
住在百子湾的台湾少数民族在京创业者杨品骅这几天经常去雍和宫附近打理他的音乐餐厅，路上他经常记录一些画面，他打算要制作短视频，让花莲家乡的朋友看到北京是怎样跟疫情抗争的，“因为台湾方面想要接收到正确的大陆讯息其实渠道不是特别多。”
杨品骅所说的是实情，北京首钢基金创业公社港澳台部总经理郑博宇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岛内民众对这次的疫情有些担忧，而很多台湾媒体更多是在激化大家的焦虑情绪，因为大多数报道都在扭曲和夸大。杨品骅说，他的父亲是部落里的领导，常年在台湾，这一次来北京陪他过年，亲眼见到北京应对措施的及时：“比如我们看到几十年的地坛庙会第一次停掉，雍和宫也会停止烧香，这都是发生在我们店周边的事情。”
“我们原想北京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是不是不好控制？但我们看到的是，每个人都会有意识地去注意消毒、控制自己的出行。台湾遇到台风或一些其他灾情的话，菜价就会飚得比较高。但我们住的百子湾附近，超市都还在正常营业，菜价也没有太明显的涨。”杨品骅说，他没有感受到压力，因为环境上没有太多的紧迫感。除此以外，他希望台湾的朋友更多了解这边的疫情情况，让他们理解不需要恐慌，因为这个东西是大家共同要面对的，而不能说是“武汉的错，是大陆的错，或是谁的错”。
“管理好自己，是对抗病毒最好的方式。”杨品骅说，这几天他不断把一些真实情况传递给台湾部落里的代表，让他们提早了解大陆防控疫情的经验，这样做很有效果，“因为部落有时候要接待宾客，现在外地宾客已经不能进部落了。”
“我要让在台湾的亲友不用担心，国家保护我们保护得很好，很多细节是台湾做不到的，大陆做到了。”杨品骅说，他希望台湾方面能反思，岛内一些人现在会不会有点太耍嘴皮子了。
杨品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最让他担心的是，现在台湾一些人认为“疫情只是大陆的事情”，还不够重视，“当局的思路很乱的，现在很多讯息在天上飘，但是台湾的问题在于，如果要谈‘封城’这件事，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民意太混乱。如果你不有效的强制去处理一些事情，那疫情控制是有问题的。不能一出任何疫情就开始骂大陆，而应该把每个人自己的事做好，因为这是自觉自发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