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场所的两岸领导人会面
直到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在2014年建立联系沟通机制后，两岸就领导人会面的沟通才有了更直接的渠道。
而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联系沟通机制的建立，也被认为是得益于习近平的大力推动。并且，和此次在新加坡的“习马会”一样，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负责人的首次见面，也让媒体遭遇了一次“大跌眼镜的意外”。
2013年10月的印尼巴厘岛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会见了代表台湾方面的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由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分别随行，因此舆论在会前就猜测首次“张王会”可能在APEC会议期间上演。但一直到“习萧会”结束，也未见双方安排正式的“张王会”。
不过，在“习萧会”进行的同时，就有工作人员告诉现场的记者，“一会儿在大厅还有活动”，让不少记者一头雾水。谜团到“习萧会”结束后才意外解开。
会后，张志军送萧万长离开，王郁琦随行。一开始萧万长与张志军两人相谈甚欢，当萧万长走到大厅门口临上车前，提醒张王两人说：“你们聊聊。”首次“张王会”就这样在诸多记者们的一片惊愕神情中在大厅上演，两人谈了约5分钟，以“主任”和“主委”官衔互称对方。
这次让现场记者不期而遇的“张王会”，还意外地透露了更多信息：双方表示，两岸间对话历来主要透过海协和海基“两会”互访模式，期待下次，能由两岸事务主管单位直接在两地再一次展开会见交流。
这之后，在两年的时间里，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成功进行互访，并共计举行了四次负责人间的直接会面。
2014年11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从巴厘岛的“张王会”开始，关于“习马会”将在北京上演的传言甚嚣尘上。但国台办多次表态称，这需要根据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处理。两岸领导人的会面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不需要借助国际会议的场合。
最终，由于看不到太多的现实操作的可能性，传言渐渐散去。而2014年12月马英九正式提出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以示对国民党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遭遇重大挫败负责。没有了国民党主席身份的马英九，也被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是降低了“习马会”举行的可能。
但就在马英九距离任期结束约半年的时候，11月3日深夜，台湾媒体抢先发出的“习马会”消息，让外界再次“大跌眼镜”。不到十小时后，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正式公开了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习马会”的消息。
张志军11月4日在南京出席2015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时，在媒体的“围追”下，还笑着“透露”了11月7日“习马会”的具体日程安排：首先是两位领导人握手，然后开始正式会面。会面分两个阶段，一是公开阶段，媒体朋友可以在现场采访;二是闭门阶段，两岸领导人集中精力就一些重要问题交换看法。会面结束后，由两岸双方各自召开记者会，大陆方面初定由他本人介绍会面相关情况。记者会后，两岸领导人将共进晚餐。
“如果不在第三地举行，双方可能都有困难，尤其是台湾方面，要顾及到台湾的政治生态。”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杨开煌看来，“第三地”可分为两种意义，一种叫“国际场合”，另一种叫“非两岸场所”。
有许多国际领袖参与的是“国际场合”，像APEC会议。如果选择在国际场合举行两岸领导人会面，那样就会凸显了两岸有可能变成“两国论”“一中一台”的现象。选择在第三地，就相当于借一位共同认识的客人的客厅，这叫场所。在两岸领导人会面时，是没有第三方领导人参加的。“这体现了中国人自己解决复杂局面的这种超级的政治智慧。”杨开煌说。
两岸领导人的会面，也实现了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而付出智慧和努力的两岸一代又一代领导人以及各个阶层人员的夙愿;此外，也避免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导致未来大陆领导人同台湾方面新领导人会面的筹备需要从头再来。
“22年前，汪先生与辜先生一见如故，如能听到如今马先生和习先生在新加坡见面，我相信他们也应该很高兴。”海峡交流基金会前秘书长陈长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已年过七旬的陈长文，在1990年前后，在两岸尚未展开官方渠道接触的背景下，先后以台湾红十字组织秘书长和海峡交流基金会秘书长的身份推动两岸进行沟通，并为推动两岸唯一授权团体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领导人1993年汪辜会谈的举行付出了诸多努力。此后，海协、海基两会间的长达20多年的协商谈判交流亦被外界称为两岸“白手套”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