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台湾做财经节目，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杨：台湾的媒体市场真的很小，但财经节目需要很高的投入。在节约成本的现实压力之下，媒体圈产生了“逆淘汰”，留不住好的人才。虽然主播的收入还是很高，但他们在主播台上所讲的东西，其实还是记者生产的。恰恰是记者的收入不高，压力又大，他们对自身状况不满所产生的负面情绪，会影响他们对新闻的选择和操作。
记：而您通过这些财经节目，希望传达给观众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杨：我们说现在台湾的状况是“国家有难、社会有患”。台湾在政治上发展到一个很糟糕的阶段，这其实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出现的状况。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台湾在民族复兴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也没有演好。我觉得台湾社会缺乏一些与那些杂音、噪音不同的声音，我希望能够有所表达。
记：但这恰恰是在台湾做媒体最难做到的事情。
杨：对。媒体喜欢杂音、噪音，观众或许也喜欢，但我们不能取悦大众。吵吵闹闹不是民主，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转折时期的暗示性的讯息表达出来。虽然这种暗示的声音还很小，但是不能因为小就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