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杀我头也要搞节育”
蒋梦麟到台湾后，担任类似“农业部部长”的职位，当时台湾的经济复兴带来人口的迅速增长，蒋梦麟对此深感忧虑，认为唯有控制盲目的人口增长，才能达到复兴农业的目的。
当时两岸形势严峻，国民党当局需要兵源，而节育根本与当局不同调，被视为“动摇根本”，但蒋梦麟却不怕。他不仅邀请联合国的专家来台湾讲课，甚至自己还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大声呼吁，“唯有推行家庭计划，进行节育运动，才是解决之道。”他甚至公开表示，“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梅贻琦：“钱是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
新中国成立前，梅贻琦连任清华校长十七年。1949年后，有一段时间他侨居海外，专门从事清华基金的保管和使用，其间，台湾蒋介石政权多次打清华大学的主意，并且提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清华基金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雪洗耻辱”。但是，梅贻琦一直顶着各种压力，牢牢掌握着这笔基金的管理与使用权，与蒋家政权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和斗争。梅校长常说，“清华有点儿钱，要撙节着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房子要坚固持久，不要好看舒服。”“钱是办教育的，不是用来打仗的。”据当时的著名教授吴泽霖回忆，梅校长离校的那天，他说：“我一定要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至今，这笔基金仍在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