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游行没经验，状况百出
1971年1月，这些年轻的保钓领袖，坐在一起开会酝酿第一次保钓游行。在林孝信的回忆中，这个片段有些沉闷。
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台湾“戒严”阶段，大家有些犹豫，到底敢不敢游行？要不要走上街头？东部的留学生已经示威游行了，我们芝加哥的是不是也要出动？所有人都默不做声思考，空气凝结了。这时，有一个叫范强的同学，可能受不了这种无形的压力，跳起来：“好好，这次由我来，下次你们可能就要换别人了。”于是，大家决定就由范强去申请登记。
游行时间定在1月30日。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事先没做好统筹规划，所以状况百出。那年芝加哥的冬天特别冷，当天气温达到-25℃。游行队伍在街头前进了三个小时，所有留学生在寒风中坚持着，还有些大学教授开车跟在旁边。
队伍中有个叫陈明义（音）的留学生，还带着6岁的女儿珊珊一起出来游行。可是，寒风把小女孩冻坏了，不省人事。这时，开车的教授中有后来担任台湾“中研院院长”的李远哲，他挺身而出，把珊珊送到附近医院急救。
由于游行队伍事前没有规划路线，也没有带抗议书，所以700多人的队伍来到日本领事馆门前，除了喊口号，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队伍中有个一路跟随的日本人，很热心地站出来，指出附近还有个日本的官方机构，把大家又带到那边去抗议。
回忆起这次游行，林孝信的脸上绽放出笑容，依稀可见当年的热血。
遭受政治迫害，有家不能回
为了保钓，林孝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71年底，台湾当局要求“保钓减温”，这些保钓领袖都上了“黑名单”。游行过后大约一周，林孝信突然接到同学的警告电话：“不要回家。”原来，范强住的地方，有美国的情治人员去调查。
当时，范强和另外三个台湾留美学生同住在一间公寓。那天其中一位胡姓同学回家，看到有陌生人对着信箱东张西望，那人还问胡同学：“这里住着詹姆·扬吗？”“我们这里只有琼·杨。”于是，陌生人拿出一张纸，把上面“詹姆·扬”的名字划掉，写上“琼·杨”。纸上的抬头，竟然是“搜查令”。
便衣于是进入房间搜查：第一个留学生喜欢摄影，暗房里有用于显影的白色粉末，被怀疑是毒品；范强有胃病，房里有从台湾带来的胃药，那些粉末也被怀疑是毒品；第三个留学生吸烟，也被当成抽毒品烟。于是三个人被抓进拘留所讯问。当晚，他们打电话通知其他保钓人员，大家都很紧张，于是互相邀约去纽约避难。
最后，两名同学被保释出来。范强因为台湾生产的胃药大麻成分超标，当场被起诉。之后，同学们一边请律师辩护，一边写信给台湾药厂请求开具证明，范强才被无罪释放。
而当年暑假，林孝信去申请“护照”延期时，被台当局没收了“护照”，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回的“黑人”。他没有办法打工，也没有收入，只能靠微薄的演讲费和朋友的接济过日子。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美国民政局才找到他。1984年，林孝信拿到美国绿卡，这才结束了流浪生涯。
林孝信自嘲：“总算没饿死。我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成为一个‘专业保钓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