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50年代 革命伴侣 行军途中诗传情
老革命王家珍（右）、胡晓如（左）。记者 高科 摄
两人1949年结婚纪念照（翻拍）。
“我们的爱情没什么所谓的缠缠绵绵，就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我和家珍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是一对革命伴侣。”2月11日下午，93岁的王家珍老人和85岁的胡晓如婆婆这样评价他们的爱情。
老夫妻互相凝视着对方，一脸的温情。“我们是在二野军队中认识并恋爱，重庆解放后结的婚，现在已经61周年了。”胡晓如老人说。
定情物是支派克笔
王家珍1918年4月生于河南省南乐县，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八路军129师386旅任保卫干事、特派员等职；在二野三兵团政治部民运部任科长；在军大三分校任大队长、政委等职。
胡晓如1926年4月生于安徽省宣城县。从小就有着“长大当一名画家”的梦想。
胡晓如记得，1949年4月，自己放弃保送北京师范大学学艺术的机会，在家乡芜湖报名参加了解放军，随后被派到二野军大三分校学习。当时王家珍在二野三兵团民运部负责保卫工作、团级干部，被临时派到三分校担任大队长兼政委。王家珍当时32岁，根本无暇顾及婚姻问题。
在组织的撮合下，两人相恋了。“我很喜欢她，当时是我先给她写了求爱信，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希望她成为我的革命伴侣。”
“您还记得当时王爷爷送给您什么定情信物吗？”记者问。
“记得记得，那是一只美国生产的派克笔。情书这些都在行军途中丢失了，但是这支派克笔我至今都还保存着。”胡晓如说。
行军途中写诗传情
“当时家珍是学校大队长兼政委，也是我的老师。”胡晓如说，“我们没有现在的年轻人那样浪漫，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要看对方的家庭背景、学历文凭、经济收入等等，觉得革命理想一样，奋斗目标一致，就能够成为革命伴侣，就能走到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
1949年渡江战役以后，王家珍和胡晓如所在的部队都向西南进军。“两人没在一个部队，从安徽芜湖出发到重庆，行军途中，我们只见过两次面，时间都非常短暂。一次是在湖北孝感，一次是经过苗族地区的一个集镇上。”胡晓如回忆，“在湖北孝感那次，家珍特意将配发给他的一个橘子给我留下，还用纸条给我写了一首诗，可惜掉在行军途中。”
胡晓如说，彼此的牵挂和思念大部分都是通过书信来往，但许多信都是寄不到对方手中的。
两人还有着特别的思念方式：王家珍喜欢写诗，把对胡晓如的思念融入诗中；胡晓如把每天的思念都记入日记里。
两位老人家都感到非常惋惜的是，这些珍贵的日记和情诗都在“文化大革命”给毁了。
结婚后吃饭不同桌
解放重庆时，王家珍和胡晓如都来到了重庆。1949年12月，经组织同意，两人在化龙桥正式结婚。
“我们结婚不像现在年轻人这样铺张，就在伙食团和同志们吃顿饭，把两床行军被合在一起就算结婚了。”胡晓如告诉记者，当时大家都没钱，也没有发喜糖，更别说置办家具。
“我们虽然结了婚是夫妻，但是不能同一张桌子吃饭。家珍是干部，吃的是小灶；我是战士，吃的是伙食团。”胡晓如说，当时王家珍是重庆市公安局第八分局局长，自己只是他的秘书。刚刚解放的重庆满目疮痍，敌匪特四处破坏。分局下辖地区8万人，干部只有十多个，新婚后的胡晓如，每天夜里都要背着卡宾枪走街串巷巡逻。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生产生活才恢复正常。
写诗作画安度晚年
1976年，王家珍从九龙坡区委书记岗位离休。现在，夫妻俩过着普通恬淡的生活。
“我是退休之后开始学画画的，他喜欢写诗，各自出了一本画册和诗集。”胡晓如老人说，一本是王家珍著的《乐翁诗集》，一本是自己的《晓如画集》。
在《晓如画集》的自序中，胡晓如这样写道：“1984年4月离休，难得的闲暇、迟到的爱、未了的情，催生出我绘画激情强烈燃烧起……”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胡晓如老人拿出他们的定情物———美国产派克钢笔。“现在还能写，我给你们写几个字看看。”说着，胡晓如写下一行字：我们是革命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