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孟京辉《茶馆》的骂声异常响亮，持续不断，总纲一句话：这不是老舍的《茶馆》。且不论原作精神，在孟京辉的舞台上如影随形。就是回到最传统的线性叙事层面来看，孟京辉虽加入大量通俗流行文化元素和其他西方经典文本，以拼贴的方式凸显异质性、不和谐性，但是，《茶馆》剧本最重要的人物关系和“起、承、转”三部分结构，仍被保持完整。《茶馆》是否只属于老舍？或者说，被对标的人艺版话剧《茶馆》是否就是原剧作者的全部意图？对文艺伦理稍有常识者，都能回答这两个问题。答案无疑都是“否”。但为什么常识总难被认知，情绪最易被宣泄？
我相信，大部分观众的评价是朴素、真挚、发自内心的。对于传统的热爱，对于“中国经典”的自豪，在近年已成为新的主流审美。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更具体的问题是：中国的戏剧传统到底是什么？《茶馆》首演至今61年，在中国内地仅诞生过5个版本。（包括北京人艺的焦菊隐导演版）。这与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西方剧作家相比，数量实在微薄，但与中国剧作家相比，比如汤显祖、曹禺，好像又不算少得太多。“厚古薄今”难道是中国剧作家逃脱不了的宿命？“厚古薄今”的本质是不是“厚古”，而是偏见，这种偏见绝不仅限于文艺欣赏，而贯穿于人类全部历史。但是，《茶馆》的争议格外大。也许是因为，这个剧本曾是中国戏剧之路走向哪里的“天启”。它糅合斯坦尼体系和中国古典戏曲所达到的完美高度，令人难以克服重复它、成为它的诱惑。
孟京辉的《茶馆》在阿维尼翁演出时，也遭遇法国媒体的恶评，“想象中的古中国形象”被完全击碎。西方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在当代中国的不同的观众群体中，通过《茶馆》也淋漓尽致地显示了这种双重参照体系。西方对于异国情调的需求，和中国当代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化理解，在此重叠了。
此次事件中，一个新特点引人注意：一批年轻人加入“骂孟”阵营。对此，我心生悲凉。年轻人的声音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被放大、发酵，面对自己不理解的作品，那种毋庸置疑、理直气壮，令高冷的当代艺术界、奢侈品界已屡屡低头，但那毕竟是商业领域。如果戏剧改编也要遭此一劫，那可真是寰宇同此炎凉。
舞台的本质是交流，文化交流更是目前文化工作的重点题义。但交流并不只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交流的真正意义是人与人，对此，我们还有更多工作需要做。
已公演的五版《茶馆》
1958年焦菊隐、夏淳版《茶馆》在1979年恢复演出。北京人艺供图
1958年 北京人艺供图
1958年焦菊隐、夏淳版
1958年3月29日，由老舍编剧，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茶馆》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公演，演员包括于是之、蓝天野、童超、郑榕、胡宗温、英若诚、黄宗洛等，这个阵容及至该舞台版本，是此后观众心中的经典。1979年，《茶馆》恢复演出，延续了首演阵容，1992年于是之等一代演员版的《茶馆》做告别演出。
1999年 北京人艺供图
1999年林兆华版
1999年“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北京人艺重排《茶馆》，林兆华担任导演，起用当时的新演员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冯远征、吴刚等人，这版《茶馆》是北京人艺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茶馆》的创新改编。林兆华全盘采用老舍的文学剧本而非焦菊隐的演出本，将原作中删掉的部分情节片段重新归于作品；舞台打破封闭的空间，出现两条老北京街道，数来宝串场改为叫卖，幕间换场不关大幕，将整个换景过程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当时担任该戏舞美设计师的易立明则设计了倾斜的茶馆歪楼，四分之一的角色让舞台工作人员来担任，并要求演员告别“舞台腔”等艺术处理，尤其是对结尾的处理，保留了沈处长的戏份，体现了原剧作的寓意。此版《茶馆》在社会上引发非常大的争议与讨论，毁誉参半。2005年，为纪念焦菊隐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人艺再度恢复焦菊隐、夏淳版《茶馆》，彼时林兆华任复排导演，后复排导演由杨立新担任，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