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寻找家园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王小帅有些遗憾，没能在拍摄《地久天长》的时候搭建出一个小城，包括六栋楼和一整条街道。他想留存下一些东西，比如80年代的小饭馆和大食堂，让附近退休的工人有一个好去处。这需要钱。许多地方政府会对古装剧组提供资金支持，甚至建造影视基地，这样可以进行旅游开发，但谁会对当年大集体时代工人群体的生活场景感兴趣呢？
取景地主要是在包头。为了勘景，王小帅带着团队去了很多地方，从山西到河北，再到东北，想要找到一个理想中的北方工业城市，最终在内蒙古包头停了下来，在电影里，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包江。很多老建筑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下楼架子。美术组将楼道内外重新布置成八九十年代的模样，每个炉灶都生过火，炒过菜。
在电影里，在工厂工作的三对男女经历了下岗和下海大潮，其中的主人公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无法忍受丧子的痛苦，离开包江，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在海边的一个渔村生活，以修船织网为生。三十年后，他们重回故地，许多事物已被时间摧毁，少部分坚固的部分保存了下来。
曾经的生活景观已经不复存在。筹拍《地久天长》的时候，王小帅计划做成三部曲，名字就叫“家园”。第一部，他花了四年时间。今年2月，《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上展映，最终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两个奖项。
3月中旬，电影即将上映，导演的日程安排也更加紧密。采访是在首映礼的第二天。记者到场前，王小帅斜靠着座椅，将两只脚搭在对面的桌子上。这是不多的闲暇时刻。前天晚上，他忙到了凌晨，活动结束后，才终于有了休息的机会。
导演工作室位于北京将台路，一个专门摆放奖杯的架子很是显眼，其中一张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的奖状上，《极度寒冷》的导演署名还是Wuming，意思是无名。那时他还处于“地下”状态，只能通过“走私”的方式到荷兰把这部作品制作出来。旁边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文艺类书籍，那是他知识分子的一面。书架对面的白板上，贴满了备选演员的照片，一部网剧正在筹备，那是他商业的一面。此前拍星座主题微电影的时候，他就调笑说，赚了钱，好回去养活文艺片。
30年间，镜头内外的世界都在发生变化，包括他自己。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30年前，楼外还是荒野和麦田，丽都酒店刚刚开张，很是醒目。酒店正式营业是在1984年，同一年，陈凯歌的《黄土地》问世。美院附中的学生王小帅看了这部影片，还有“第五代”的开山作品《一个和八个》，很受触动，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那还是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那时他正年轻。
1989年，王小帅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对于当时的王小帅来说，就像是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国外。两年后，他在明白拍片无望后，独自回到北京，走上了独立电影的路。他曾和贾樟柯、娄烨一起，被归类为“第六代”导演，但对于这种集体性的命名方式，他并不太感冒。
同样没有归属感的是地域身份。王小帅出生在上海，在贵州长大，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两年，便来到北京读高中和大学，毕业后去了福建，很快又回到北京拍片。十年之后，他的户口档案从福建转移到了河北涿州。
他几乎没有故乡。那些镜头里的人物也常常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狼奔豕突一般，不断逃离此地，却找不到新的入口，常常被历史和记忆俘获。现在，他试图用影像的方式为这些被时代洪流冲散的人们寻找一个居所。
醒来
《地久天长》的剧本成型于四年前，当时二胎政策刚刚开放，王小帅决定以计划生育政策为支点，创作一部关于失独家庭的电影。“一胎化”的计生政策在1979年出台，直接影响了中国家庭关系的基本结构。王小帅找到了编剧阿美，一起合作。在王小帅的设想中，故事从1982年讲起，一直延续到2011年前后，这个失独家庭试图摆脱伤痛的记忆，抵抗时代潮流的冲洗。
故事成型之后，阿美开始写剧本。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本来的故事背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域特征，都是围绕人物来写的。直到后来勘景的时候，才最终确定下来具体的城市和场景。
剧本一改再改，仍然没有找到足够理想的方式可以将繁杂的故事脉络提挈起来。那段时间，王小帅还是会经常做梦。有一次，他做了一晚上的梦，醒来之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让故事从中间开始，让过去的时空与当下的现实来回切换。像是突然从记忆的斜坡跌落，刘耀军在一场梦中醒来。独子溺亡的片段闪过，工厂的集体生活瞬间变成过去，此刻，他已经身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渔村。
“不管出了什么事，生活还要继续走下去。有的人选择将过去的隐藏在心里边，有的人则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可能遇到事情之后，并没有去应对，或是调和。事情过去之后，大家用新的生活形态去覆盖它，但是有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那些不同的经历和轨迹，都会变成各自的精神密码。”王小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几位主演进组后，开始围读剧本。赵燕国彰在电影里扮演一位引流潮流的时尚先生，他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王小帅阐述理念时说的几个字：不要用力，别使劲儿，那个东西就在这里，自然就好。
工厂里的一场戏，原本的安排是让赵燕国彰扮演的新建从门口走过去，穿着那个年代最时兴的喇叭裤，拎着录音机。这明显是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角色，赵燕国彰自己设计了台词和动作，进来和王景春扮演的刘耀军闲聊了几句。
新建挂在嘴边的“巴士奇遇结良缘”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引进的港片，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故事里跳舞的部分也有出处，舞步叫作蹦四，是经过本土化之后的一种交谊舞形式。
“小帅导演的作品大部分都会关照个体生命，希望人能够回头看。人不能忘记过去，这是他的主观愿望，对社会和人性的那种悲悯，我很喜欢。”咏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制片人刘璇看来，对于这部戏的演员来说，他不用真的去演，因为他就是这样，“就是把这些人扔到环境里面，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去生活”。
出走
王小帅突然从福建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在1992年。本来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很好，毕业的时候，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陈剑雨来北电选人。他是一位著名编剧，承诺王小帅会有施展才华的空间。然而，王小帅的户口和档案手续办理还没完结，陈剑雨就已经离任回京。到了福建之后，王小帅拼命写剧本，却得不到拍片的机会。
两年之后，北京电影资料馆的领导去福影厂开会，提到了这个名叫王小帅的北电毕业生，问他为什么还不拍电影。制片厂领导发言的时候回应称，大学生没有经验，先要锻炼五年，才能独立工作。听了这话，王小帅立刻起身离席，回到宿舍，只用了两三分钟就收拾好行李，走出了福建电影厂的大门，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这是一场逃离。他从一个体制里跑出来，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一名“北漂”。80年代的激情已经过去，“第五代”导演的狂飙突进，给王小帅和他的同学栽下了精英主义的种子。但在变换的时代气候下，它变成了苦闷的源头。王小帅想着，在福建拍不了片，回到北京，至少有人能一起聊电影。
“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中国电影大滑坡的十年，旧的体制在消亡，市场化的格局又没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精英文化开始向社会文化转变，在电影学院的时候，谁要是说想拍商业片，都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毕业的时候，都没人肯去中央电视台。”导演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是北电摄影系的毕业生，跟王小帅在学校里就认识，后来担任他的摄影师，一直合作了十年多时间。
那时候，电影厂的日子也不好过，常常需要通过卖厂标来过活。电影产量在下降，电影院也不景气。刘杰和王小帅去一些小城市，或是县城，发现那里的电影院已经改造成了农贸批发市场，座椅拆掉，摆上了货架子。
也有让王小帅感到振奋的事情。同级的张元正在筹备拍摄《北京杂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正在被人们谈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暗流在涌动。
王小帅决定不再等了。他在东四的广东大排档重新见到了美院附中的好友刘小东和喻红，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电影计划，演员就是他们俩。这听起来有些不靠谱，但刘小东和喻红相信了王小帅。他们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在电影里，二人将扮演走到绝路的青年艺术家。
演员有了，剧组也拉了起来，摄影师是摄影系的邬迪和刘杰，胶片和摄影机是托关系从保定胶片场和北影厂找的。五万块资金是从同学那里借的，导演组只有王小帅自己，拍摄地是在刘小东任教的中央美院附中院子里。原本王小帅只是计划拍一部15分钟的短片，陆陆续续拍了五个月，短片越来越长，最后发现竟然可以剪出一个长片来。
拍摄的过程中，王小帅还找来了娄烨，让他以逃亡者的身份出现。王小帅后来透露说，那其实是在逃亡者的身上安置了一个自己。就这样，他们靠着跟朋友化缘的方式，拍完了这部名为《冬春的日子》的处女作。
拍完之后，本来想买厂标，然而价格太高，一般都要三四十万。即使一家国营制片厂给出了将近半折的优惠，王小帅的剧组还是根本买不起。最终，电影不得不走地下的途径，成为了所谓的“黑电影”。
制作完成后，有影评人将其介绍到了国外的电影节。在鹿特丹，王小帅收到了一张报纸的传真，上面写着七位被放入“黑名单”的导演名字，其中就包括王小帅。电影节主席转述了国内官方的撤片要求，几位参展的导演商量之后，选择继续放映。
偷渡
刘杰接到王小帅电话的时候，正在外地。剧组条件窘迫，之前一直担任摄影师的他，不得不顶上了制片人的角色。这是2002年，前作《十七岁的单车》已经被禁，王小帅决定拍新片，电影的名字叫《二弟》。故事发生在福建。勘景的时候，刘杰和王小帅从福建一路向北，终于在浙江温州洞头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岛不大，只有几平方公里，没有几家宾馆，摄制组的住宿都成问题。也很难找到群众演员，那可是在温州，当地人搞船运，或者走私，都很富裕，根本没人愿意干这一天十几二十块钱的活儿，更何况半夜两点还要爬起来到船上拍戏。
负责演员的副导演赵祥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去找村长喝酒。村长指着一瓶白酒跟他说，你要是把这瓶儿给干了，我就给你解决演员问题。赵祥二话没说，一口喝了下去，回来基本不省人事了。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小帅给制片人刘杰打电话，说是有个镜头拍了十几条，已经拍毛了，怎么都不对，拍一条就得废一本胶片，还应不应该继续拍。刘杰回复说不满意就拍下去，王小帅听了挺高兴，这可是你说的啊，咱们还有钱，是吧。
“他其实也会有压力，特别是拍得不顺的时候。当时的资金状况并不好，那时候拍片就没有容易过。”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二弟》的英文名叫Drifters，意思是漂泊的人们。段奕宏扮演的二弟回到福建的沿海小镇，他曾是偷渡大军的一员，成功到达美国，跟同乡老板的女儿生了一个孩子，因为不肯断绝关系，被对方举报，最终遭遣返回乡。
总是这样，沿海的青年想要进入美国，农村来的青年想要进入北京，迁居贵州的青年想要回到上海。那些不断逃离的此地，与无法企及的别处，共同构成了王小帅电影里的欲望地图。
在身边人的印象里，那时的王小帅，虽然条件艰苦，仍然显露出充沛的精力。拍《十七岁的单车》的时候，是在1999年。故事发生在北京，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孩子和一个北京“土著”少年，因为一辆自行车，有了交集。开拍前，扮演北京少年的小演员突然退出，剧组重新选定了一个叫李滨的少年，作为男主角。
那是李滨第一次演电影。在他的印象里，这位导演常常坐在监控器后面，神情专注，拍得好的时候，就忍不住感叹。当时剧组的条件有限，用的还是胶片，也不可能搭景，都是在胡同里找地方拍。
有一次，剧组在后海拍戏。当时天气正好，光线从树梢间打下来，一个静态镜头，大家都觉得美得不得了。眼看着这条就要拍成了，这时候，忽然路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大爷，拦也拦不住，直接从镜头里穿了过去。这让王小帅大为光火，立刻就要上前跟对方干架。
《十七岁的单车》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审团奖，却并没有改变王小帅的拍戏条件，甚至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因为没有送审就参加国外影展，这部电影无法在国内上映。
2003年，王小帅和贾樟柯、娄烨等十多位独立电影导演一起，去北京电影学院参加电影局组织的座谈。这被认为是官方机构和独立电影人的一次直接对话。会上，除了得到一个他们可以拍片了的信息之外，也得知电影从此要走市场化的道路。
王小帅后来在书里回忆说，他们几个导演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欢呼雀跃，新的担忧悄然来临。根据贾樟柯的描述，座谈会上，一位政府官员表示，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用刘杰的话说，则是“市场的繁荣大于创作的繁荣”，而文艺片的环境，直到现在，也不是特别好。
在2005年的首届电视剧风云盛典上，王小帅作为颁奖嘉宾出场。那时他已经拍完“三线”题材的电影《青红》，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为了宣传新作，王小帅第一次参加这种电视剧的盛典活动。
主持人刘仪伟打趣说，作为一只“母鸡”，要“卖鸡蛋”的话，必须出来“叫唤”。随后他问王小帅，如果有人愿意掏钱把《青红》改编成系列电视剧，愿不愿意亲自把它给拍出来。王小帅没有直接表示拒绝，而是回应说，可以再另外找一个合适的剧本，把这个“鸡蛋”卖个好价钱，再请合适的人来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