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不爱男友送的玫瑰，却爱他们送的电脑。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我不好热闹，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孤僻。我也不喜欢人特别多的场合，其实“六一班”那些人我全都认识，每个人关系都不错，但是我不是一个喜欢天天去钱柜的人，我愿意在家待着。有时候也觉得这样不好，有点不合群。但我一想起有那么多人，大家你一嘴，我一嘴的，我有点犯憷。
——谈到为什么不加入王菲的“六一班”，老徐如此说。
人家说徐静蕾这人特别幸运，我就特别不服。我所有的幸运，都是付出很大的努力，所谓“就看贼吃肉，没见贼挨打”。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是12年前的自己，有个先知告诉我说，12年以后，你拍了四个电影，写了一个博客，我会觉得这个人是在胡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么想的时候，又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觉得走了什么狗屎运了。
——面对外界对其“幸运”的评价，老徐有话说。
电影 下部作品挑战叙事能力
新京报：你转型当导演后，《我和爸爸》《陌生女人的来信》《梦想照进现实》都是文艺片，后来《杜拉拉升职记》变得非常商业，是不是因文艺片票房都不好，然后转向商业了？
徐静蕾：三个文艺片每个都不一样，《我和爸爸》是很写实的风格。《陌生女人的来信》是那种比较诗意一点的，《梦想照进现实》是个实验电影。电影都应该商业，三个文艺片不意味着它就不赚钱。读书学电影时，认为电影就应该是《偷自行车的人》，只有法国电影才称得上电影，美国电影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后来我做电子杂志的那段时间，跟影视圈已经跳开了。每天睡觉前都习惯看电影，选的全是美国商业片，因为突然有一天我再也不想看封面就很闷，情节一听就特糟心的电影。当时看《穿普拉达的恶魔》《欲望都市》，都是帕翠西亚·菲尔德做的服装设计，我觉得这种电影挺来劲的，我应该弄一个类似这样的。《杜拉拉升职记》刚好又是比较好的载体，于是就成了。
我演的戏是我当时的生活，我导演的是我当时的趣味，我的各方面在变化。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电影并不是最好的承载艺术的形式，如要表达深度的东西，小说、绘画和纪录片等更合适。一部电影赔三五百万有人不会觉得心疼，我就觉得这个钱还不如20万捐个希望小学，可以解决很多孩子一生的教育问题。
新京报：你说演的戏是你当时的生活，去年的《杜拉拉升职记》应该有你的影子吧？
徐静蕾：杜拉拉没有我任何自己的影子，也许观众会觉得我像一个白领，只是在演员里面我可能会像一点，其实《我和爸爸》《陌生女人的来信》和《梦想照进现实》跟我生活也没关系，但是它还是我比较熟悉的一种情感。我想把《杜拉拉升职记》包装成一个很漂亮的东西，观众看电影过程中不累，甭管是童话结尾还是别的，至少让人觉得是温暖的，这就是《杜拉拉升职记》的目的。下个导演作品，我希望挑战一下自己的叙事能力，拍一个情节性很强的电影，在商战上一环扣一环，然后最后再一个反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