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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嗨神曲”的背后
怀旧机制与情感共鸣
其实“土嗨神曲”，并没有什么明确定义。对“土嗨”使用最频繁的是电音圈，电音迷们用“土嗨”来形容以为DJ是音乐风格的“动次打次”，这些“动次打次”出现在90年代的歌舞厅里，出现在非一线城市的夜店中，出现在写着“流行DJ音乐”的盗版光碟中。在如今的语境之中，“土嗨”更像是一个形容词，“土嗨”想要学习外来的潮流文化，却模仿得粗鄙而不得要领；“土嗨”想要营造发达流行的氛围，却摆脱不了俗气的本土风格；“土嗨”往往将外来的与本土的进行拼接，创作出使已经理解潮流的人发笑的产品。
“神曲”从互联网时代初期就已经存在。互联网的到来使得曾经属于港台明星、摇滚先锋的“精英”流行音乐文化经历一次次下沉，伴随着网络mp3搜索功能的普及，初代神曲《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响遍大街小巷；以《爱情买卖》和《伤不起》为代表的网络歌曲搭乘着网络流行语和手机彩铃业务的快车，风光无两；邀请韩国团队制作的《小苹果》并没有保持“向上”，而是迅速占领大小城市的广场和城乡的KTV。
互联网时代的神曲，曲风无论是柔是刚，情感无论是甜蜜还是悲伤，都摆脱不了“草根”二字。演唱者往往是“草根”的，他们籍籍无名，甚至可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歌曲的内容是“草根”的，没有人生哲学和严肃道理，来回不过是你情我爱，也难怪被主流音乐界批评低俗，使官方介入整顿；受众更是草根的，神曲是地铁里的手机铃，是广场舞的伴奏，是县城里摩托车外放的背景音。
庞龙《两只蝴蝶》。
在抖音和快手将创造权和选择权再次下沉之后，“土嗨神曲”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土嗨神曲”很“土”，它与“神曲前辈”的“草根”一脉相承；同时“土嗨”是真的“嗨”，这是一个社会娱乐化的全民参与的流量时代，平台上似乎每个人都在庆祝，都在摇摆。
与纠结于痴情爱恋的神曲不同，“土嗨神曲”往往带着所谓的江湖腔调，带着流气的社会感，带着男性化对于成功的想象。暂时抛开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纵观《野狼Disco》、《沙漠骆驼》《我们不一样》等爆红的“土嗨神曲”，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背后的怀旧机制，从而引起大众多元的情感共鸣。
在《野狼Disco》开头，董宝石一个发音都不对的粤语具有极强的画面感，是小屏幕上播着香港帮派武打片的昏暗的录像厅，是闪烁着劣质灯球和播放着“野狼王的士高”的歌舞厅，是最珍贵随身听和省下饭钱新买的郭富城卡带。九十年代的港台流行文化给当时的很多年轻人打开了一道门，他们看到是五光十色的都市，是纸迷金醉的生活，是多情浪漫的憧憬。然而想象没有成真，贫乏的物质和市井的生活打破幻想，快速更新的社会生态之下，总会有跑得慢、跟不上的人。对现实的失望可能带来对未来的恐惧，所以人们倾向于美化过去，在“进步”话语被祛魅的同时，怀旧成了当代最容易抵达的乌托邦，是最简单的对于压力和外在不利条件的抵抗。
《怀旧的乌托邦》，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著，姚伟等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版
怀旧不仅是审美的惯性和给予过去的滤镜，它更是一场共情的体验。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可能带来认知的脱节，快速的生活节奏可能伴随着孤独，我们希望从过去的“熟悉”之中寻找亲切和安全感。美国学者斯维特兰·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结合斯拉夫文化语境对“怀旧”做了系统的分析，她说：“怀想这一观念本身就具有某种虽然过时却依然令人愉快的东西。”
《我们不一样》唱给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最终也是在追忆回不去的带着棱角的青春岁月；《沙漠骆驼》的西域风情，可能同样让人想起年少时候对于广阔世界和流浪生活的向往；《野狼Disco》的港风，或许承载着许多人的青春回忆，是上课时的幻想，是逃课去游戏厅的刺激，即使是本应该对“土嗨”毫不感冒的都市女性，在陈伟霆加入之后，也开始了对于“复古港风”的追忆和幻想。
电影《扎职》中的陈伟霆。
从某种程度上讲，“土嗨”的土，是因为真实地呈现了我们的怀旧思绪，旧的相对于现在，本身就是土的；而“土嗨”之所以“嗨”，是因为这种怀旧机制能带来高度的情感共鸣，在社交媒体时代，更是成了一场集体的共情体验，席卷了我们了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