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亚运会上，巴林的“非洲军团”又来了，截至29日，巴林的9金3银6铜18面奖牌全部来自田径的径赛项目，在田径的奖牌排名中，以一块金牌之差位列中国之后，远超日本、韩国。
仔细算账，除男子400米、女子铅球两项的季军以及男女混合4X400米夺金队伍中的一位成员为巴林本土选手外，来自尼日利亚、肯尼亚、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的归化选手居功至伟，帮助巴林在亚洲田坛上稳居前列。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四处活跃的归化运动员早已不新鲜，然而他们的出现乃至崛起对世界体育，尤其区域体育的发展则明显喜忧参半。
好处毋庸赘言，归化运动员的引进国不仅短时间内体育成绩大幅提升，还给对手带来竞争压力，迫使对手加大投入，从而促进体育发展；另一方面，归化选手通常技高一筹，竞技比赛中带来的技术交流也对某些项目水平提升有益。
日本男子800米选手川元奖就告诉记者，归化选手水平很高，跟他们同场竞技，受到很好的刺激，他们的参与有助于促进亚洲选手提速。
川元在男子800米决赛中名列第七，跟他同场较量的就有2013年从肯尼亚归化到巴林的亚伯拉罕·罗迪奇，他是仁川亚运这个项目的季军。
女子100米、200米两块铜牌获得者、中国选手韦永丽虽感觉非洲裔选手参加亚运会对其他选手略有不公，但表示他们也能促进亚洲的整体水平往上升，“刺激一下我们往世界的高水平上提升吧”。
但另一方面，无节制的归化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首先不妨回看到底何为“归化”。所谓“归化”是指某人在出生国籍以外自愿、主动取得其他国家国籍的行为。在国际体坛，国籍是一个运动员代表本国参加比赛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入籍运动员大多是从较贫穷的国家转移到经济和政治力量相对较大的国家。
此次印度短跑名将杜迪·昌德在女子100米和200米两项上正是败给了小她一岁的归化选手埃迪迪奥·奥迪恩。《印度快报》女记者萨提斯和记者聊起，“归化”这个词源自英文单词naturalization，原意指自然转化的过程。萨提斯面带笑容地说：“但讽刺的是现实中运动员的归化过程一点都不自然！”
归化运动员通常根据他们的赛场表现获得酬劳，赖以为生，他们的动机往往是通过归化获得、维持和增加财务收益，这导致他们的“竞赛国籍”变成了财务资产。
长期关注归化问题的中国资深体育媒体人田兵认为，归化犹如“作弊”，带来的只会是崩溃。他说，这是一种极端急功近利的体现。
“体育人的特别之处是他应当对社会起到表率、引领作用。但很遗憾，我们看到的只是交易。”
再者从归化运动员的引进地来说，初衷之一是期待带领本土选手的水平提升。但事实上，按照国际大赛的竞赛规定，一个协会在一个项目参赛运动员数量被严格限制，比如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一个协会一个单项只能派出两名选手参赛，在有更高水平归化选手的情况下，本土选手难有出头机会，本土运动员的生存发展资源和空间也被挤占。
本届亚运会中国三对三女篮主帅许佳敏则把归化选手带来的竞争看作是机遇和挑战。“影响肯定是正反两方面的，首先是整体实力的提升，但是同时如果归化球员用得太多，本土球员使用和锻炼机会减少，水平必然得不到太大提升，那两方面考虑，应该限制上场（时间），主要以国内球员为主，他们来辅助，就会是很好的良性循环。”她说。
萨提斯也表示，在集体项目上，引进归化运动员肯定可以促进发展他们影响或者带动本土运动员的水平提高，从长远来看是有益的。“集体项目上还可以通过控制人数和上场时间来寻求平衡，对于田径个人项目就没有办法了。”
在同样引进不少归化运动员的日本，对于归化运动员会否产生鲶鱼效应，日本资深体育记者折山淑美认为这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外援选手或归化选手如果与本土选手水平差距太大，没有融入整体队伍，都难以对其他队员产生强大刺激或激励。”
日本奥委会官员则表示，日本没有刻意引入归化运动员，也拒绝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但折山淑美透露，日本官方不太愿意承认引入归化运动员。引入归化运动员也确实不是在国家层面进行。
折山举例称，日本女篮著名的Chanson俱乐部队主力中有好几个从中国归化的运动员，如曾代表中国出战U17的李明阳，作为chanson的一名高管的养女归化，改名杉山美由希。日本的高端人才计划也对一些体育人才放宽签证，永住和归化条件。
事实上，为了在诸如奥运会或世界田径锦标赛这样高水平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各国必须在国家层面建立人才培养计划。这么做，既需要金钱也需要时间。
走归化捷径的国家应该更加努力地寻找和发展本地人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亚奥理事会官员认为，这种本地人才并不难找到。要做的是定位人才，并用心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