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内敛些的集体性格未必就是缺点，尤其是当内敛在整个东方社会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时候。另一方面，中国人欣赏奔放，愿意看到年轻人能够在恰当的场合尽情快乐起来，这是一种很积极的集体心态。在奥运会这种各国人表情的展览舞台上，我们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们有同外国孩子们一样无拘无束的笑脸，甚至笑得更灿烂。
傅园慧是奥运场上对应了我们这一愿望的“特殊英雄”，她在奥运会满屏中笑得最淋漓尽致，说得最直抒胸臆。她对我们长期的缺憾给了一次满格、爆棚的满足感。
中国社会真的变了，我们保持着世界一流的集体上进心，同时我们开始高度重视个人的权利，既仍然崇尚集体荣誉，也有了围绕它的一些分寸感。正面的东西在中国依然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继续广受鼓励，但是任何事情走向极端都变得不受欢迎，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修正在相当广阔的领域悄悄发生着。
关于举国体制，它有益的一面仍然受到承认，但它负面的一些东西也被公开指了出来。在保持“战斗性”的同时，它也出现了不少带有人情味的嬗变。现在仍有一些“公知”将奥运会上的各种问题往举国体制上推，甚至往中国的社会制度上推，大谈中国的“劣根性”，其实是他们在“刻舟求剑”，他们的批判针对的是“过去的中国”，而时代早往前走了。
傅园慧虽是个突出例子，但代表了年轻运动员一代的变化。中国公众对她回肠荡气的喝彩则反映了全社会认识和氛围的变迁。或许再怎么变，中国社会都还是最典型的东方社会，但是东方不愿意刻板，它想做新的自己。而新的自己究竟应该什么样，我们既不想失去自我，又难免左顾右盼。这样的过程并非可笑，它值得从大历史的角度予以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