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3月13日讯 据新华社记者高鹏赵仁伟
16家俱乐部总共30亿元人民币的巨大投入，孔卡、阿尔内卡等世界级巨星的加盟，使得2012年中超联赛显得异常火爆，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等四大门户网站也为新赛季的中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在新赛季一轮过后却爆出本赛季的视频转播权被中国足协暗箱操作，在承诺公开招标后“私卖”给了其中一家门户网站，腾讯、搜狐、网易等其他网站纷纷表达不满。由此我们联想到中国足坛不久前的打黑扫黑，人们质疑最大的是中国足协与足球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管办不分，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从而滋生腐败。现在看来，腐败丛生的根子并没有多大改变，联赛从规则制定、具体执行、监督管理到商务开发仍由一套人马说了算。
A视频销售
中国足协领导层暗箱操作！
3月8日，中国足协在北京金台夕照会馆举行新赛季首次“足记之家”活动，新当选的副主席兼秘书长韦迪也亲自到会。活动主题，足协领导们就是希望在中国足球面临所谓困难时候，需要媒体的合作和支持。
不过，活动因为腾讯体育人士的公开质疑今年中超视频涉嫌暗箱操作而未能实现初衷。这位人士在足协副主席林晓华宣布活动正式流程结束后，提出希望中国足协明确中超联赛视频转播销售结果，并解释腾讯等网站落选原因。质疑引起活动现场出现混乱，但是中国足协方面始终没有正面回答有关中超视频转播销售的问题。
今年的中超联赛视频销售，本来就是中国足协自动挑起来的事情。按照中国足协和目前取得视频转播权益网站的说法，原来新浪和中超公司签订的是2+2协议，就是在两年合同期结束后，新浪还有视频转播协议的优先续约权。去年3月，中国足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球招聘秀，“量身定做”了一套标准聘请了江湖人士鲁俊出任中超公司总经理。其后不久，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都有了原来的中超视频版权协议即将到期，将公开招标进行中超视频版权销售的说法。4月份，腾讯人士就在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副主任于洪臣处得到确切消息：未来新赛季中超视频版权合作将于2011年6月公开招标，有意的网站可以先和鲁俊联系。
但是鲁俊只在中超公司总经理任上呆了半年时间，尚未做出中超视频转播公开招标的样子就去职了。其后，中国足协原联赛部工作人员、中超公司副总经理朱琪林代理总经理，主持公司工作。接下来的时间里，腾讯方面和中超公司继续接触，也表达了购买中超联赛非独家视频转播权的意愿，并与中超公司进行过洽谈。但腾讯方面就此事多次找到韦迪、于洪臣等足协领导，均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法，期待中的公开招标却一直没有迹象，直到3月10日，新赛季中超开幕，各大门户网站中只有新浪进行了网络视频转播。
愿意非独家购买中超视频转播权的腾讯、搜狐、网易等网站，开价都在三四百万人民币，价格总和超过了一千万，远高于后来新浪续约的八百多万的价格。高价购买失败，合作确定过程不公开而是暗箱操作，这是腾讯等网站不满的根源。
B管办分离
职业联赛重回足协掌控！
从去年到今年，中国足协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口号，就是管办分离。去年中超公司扩权管理中超联赛，到今年设立所谓职业联赛理事会，管办分离不过是画了一个圆圈，联赛管理体制重新回到了起点。
历次亚足联检查中超联赛，都存在对中国足协直接管理职业联赛体制的质疑。亚足联提出的整改建议，也是希望中超公司扩权在经营联赛商务的同时管理职业联赛，就是让中超公司实际上成为媒体呼吁了十几年的职业联盟。上赛季中超联赛，扩权后的中超公司开始像国外职业联盟那样经营和管理中超联赛。通行的职业联赛管理体制里，所谓职业联盟和国家足球协会一样，都应该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所以亚足联提出的中超公司扩权的意见也是结合中国足球的现实的。
不过，在新一轮管办分离口号鼓动下，中国足协又开始对联赛管理体制动刀。今年2月份，中国足协确立了新的联赛管理办法：设立职业联赛理事会管理中超和中甲两级职业联赛，日常事务则由理事会执行局负责。这个被中国足协大书特书的“管办分离”改革，已经在本赛季开始前的各项准备中经受了实践考验：执行局还是个空架子，具体负责联赛赛程编制等各项具体工作的，还是中超公司原来那些人员。不过，原来中超联赛各项文件，可以由中超公司盖章下发；而现在无论职业联赛理事会还是执行局，都因为不具备法人资格连公章都没有，联赛文件只能盖中国足协公章后才能下发。要加盖中国足协公章，则这些文件还是要中国足协的头头脑脑们审阅签字。管办分离实际上还是中国足协说了算，就是中国足协的领导们说了算，只不过把下面的办事工作人员原来从足协放到了中超公司，现在名义上则是放到了所谓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及其执行局。更搞笑的是，这些工作人员的工资，则还需要中超公司负责发放。
C足球招商
盘子越做越小！
其实从甲A到中超，尤其是最近几年，无论中超联赛（中甲联赛的商务规模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还是中国之队，总体规模的发展趋势都是在走下坡路。离奇的是，中国之队的商务工作在前任总经理邵文忠被捕后，竟然迅速清零了。
甲A十年联赛招商工作应该说大体很稳定，而到了中超时代则出现了巨大混乱。总体来说，抛掉2011年，中超前八年的冠名赞助费用基本上呈递减趋势。到倍耐力以每年一千多万人民币冠名中超，就是明显贱卖了。应该说，中超时代其实是中国足协的一个转折。虽然职业足球竞赛平台换了名称，但各种问题却愈加严重。甲A时代的干劲和廉洁已经逐渐失去，在个人私欲的影响下，联赛招商开始步入歧途。开始于2009年的足坛打赌扫黑运动，虽然把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建强、蔚少辉、范广鸣等中国足协前工作人员们清理了出去，但是2010年2月份开始进入中国足协的韦迪、于洪臣等新人们，在入主中国足协后，招商工作更是江河日下。
最为明显的是中国之队的商务。邵文忠担任福特宝公司总经理时期，国家队比赛是有数个赞助商的，西门子、恒源祥等都曾经赞助过国家队比赛。但是邵文忠被捕后，福特宝公司更换一把手，此后国家队赞助商走得一个不剩，只有装备商阿迪达斯苦苦支撑。国家队最近两年比赛的时候，广告仅有承办地点和中国之队的官网。
今年中超视频版权合作谈判，同样出现了离奇情况。前文提到，去年4月，中国足协副主席（当时还是足管中心副主任）于洪臣表示将公开招标寻求合适的互联网合作伙伴，并且表示将在当年6月由中超公司进行招标。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兑现。倒是在中超公司雷曼事件出现后，有了当时的中超公司总经理鲁俊为了应付媒体舆论压力以低价续约2012赛季合作协议收买媒体的传言。虽然9月份鲁俊辞职，但是中超视频版权合作公开招标的事情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D聘请洋帅
耗资6500万还出离奇事
2011年7月，中国足协聘请西班牙教练卡马乔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提前解除了高洪波的国足主帅职务。临阵换帅，最终导致国家队在二十强赛连续第三次折戟沉沙，提前告别世界杯。
但卡马乔的薪资待遇却创造了中国足球的记录：中国足协聘请卡马乔，除了为他本人支付380万欧元的巨额年薪，每年还要为他的助手支付50万欧元的年薪。这样的金额，超过了建国以来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年薪的总和。为卡马乔等人仅仅付年薪，总共花费就要高达6500万元人民币，远超过了万达集团当初5000万的承诺。
卡马乔教练组的年薪是430万欧元，人民币价值在3563万左右，按照我国的七级超额累计税率制度，其税率高达45%。也就是说，中国足协在支付这430万欧元后，还要再付350万欧元左右的税款。聘请卡马乔及其教练组的费用，都是万达集团提供，不过当初万达方面承诺的聘请外籍教练费用只有5000万元人民币。据称，目前中国足协正在就突然增加的税费问题和万达集团协商，但是对方态度似乎不太积极。
据悉，本来中国足协和卡马乔的英文版合同里，对年薪没有税前税后之说，而对方是接受税前条件的，因为在西班牙他为此缴税更高。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一个中文版的工作合同，关于薪资的条款变成了税后执行。总局和足协领导曾经到国家税务总局申请免税失败，现在只能向万达集团寻求解决办法。和特鲁西埃类似，卡马乔没有被解职的条款，如果要单方面解聘卡马乔中国足协还需要赔付两倍年薪的违约金。
卡马乔的合同，和深圳俱乐部聘请特鲁西埃类似，最终都是给自己请来了一个送不走的赔钱货。而和卡马乔谈成这样一个匪夷所思聘用合同的，是足球管理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去年7月，他带着谈判组到西班牙谈判，但组中没有一个经营或者法律人士，最终出现给付卡马乔天文数字般的超巨额薪资，也不算太大意外。特约撰稿岳战
铲除毒瘤,需净化土壤
——代表委员剖析足坛反腐
随着今年2月杨一民、陆俊等足球腐败案首批被告人被一审宣判,两年前在中国足坛掀起的反腐风暴取得阶段性胜利。然而,净化足坛依然任重而道远。如何杜绝足坛腐败?仅仅依靠司法的力量能否彻底铲除体坛腐败现象?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纷纷献策,踊跃支招。
司法、舆论监督必不可少
足球腐败案发后,有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反映,多年来对足协领导干部的监督、检查基本上形同虚设,并且足协“一言堂”现象严重,一些重大事情不经集体商量,领导自己就拍板决定了。
“权力过分集中,难免会导致腐败,”河北省体育局副局长杨静之委员表示,从足球腐败案以及其他领域的众多腐败案件可以看出,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监督是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将权力行使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让一切公职行为公开透明。
许智慧代表说,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最好武器,除了要加大惩处腐败分子的力度,更应该着重在加强教育和建立制度上下功夫。“反腐败重在预防,出了事(司法机关)再介入就晚了,”她说,中国足球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一个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让司法介入成为常态,从而使司法的威慑力长期存在。
蒋效愚委员也认为,光靠足协内部的自我监督远远不够,必须形成社会舆论监督、行政监管、协会自律和司法监督相结合的综合监督体系。
体制不改,腐败难除
“体制不改,腐败难除,”杨静之委员指出,中国足球系列腐败案的根源在于其“管办不分”、“官商一体”的体制弊端。因此,司法惩处只是治标,对足球管理体制进行深层次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王钧委员也认为,中国足球要脱胎换骨、走向新生,光靠司法、舆论等外部力量的监督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现代职业化足球运作规律的管理体制和机制。
今年2月,中国足协推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据介绍,通过此次改革,联赛办赛职能将从中国足协剥离,由中国足协下属的职业联赛理事会负责实施。同时,鉴于联赛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公益性,办赛与经营也必须分离,分别由不同职能的专业机构实施。
尽管方案一出,“分离不够彻底”、“换汤不换药”等批评声四起,但在崔大林委员看来,外界对于改革方案的细节“有争议很正常”,重要的是足协已经迈出了改革第一步。他强调,任何改革都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而且指望管办分离一下子解决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并不现实。
